昨日，遂宁市委原党史研究室主任、退休干部余胜彬从北京归家，详细阅读了本报5月19日、20日、25日、28日先后报道的《成吉思汗后裔隐居犍为600年？》系列后，向《华西都市报》驻遂宁记者站记者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余胜彬认为，遂宁的《余氏家谱》中同样有犍为《余氏家谱》的某些记载，但根据他几十年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姓氏的研究，遂宁余氏与犍为、泸州余氏极 有可能是同宗，但绝对不可能是成吉思汗的后裔！
　　
　　　　其实，就是余胜彬找记者前，遂宁当地一些姓余的市民也曾多次向记者表示，他们祖上传承下来的族谱与《华西都市报》报道的犍为余氏家谱极为相似，因此他们也可能就是成吉思汗后裔。这些余氏市民还专程给远在北京女儿家的余胜彬打电话，希望让他牵头组织遂宁余氏到犍为余氏走一趟，进行考证。但余胜彬却给他们泼了一瓢冷水：“不仅我们不是，就连犍为、泸州的余氏也不一定是蒙古族1为此，余胜彬向记者提出以下几点质疑。
　　
　　　　东汉时期已有余姓
　　
　　　　据余胜彬介绍，余氏这一姓氏并不是元顺帝即位（即公元1333－1368年）时期才有的，早在东汉时期的《风俗通》一书中，就有了余氏来由的记载。其后，北宋时期钱塘一儒生编写的蒙学课本《百家姓》也将其记入。同时，北宋名臣余靖（广东曲江人）都在元朝之前。又怎么会“铁木健一家便逃出京城，辗转到达泸州凤锦桥。为了避免人马过多暴露目标，相约改为余姓，寓意杀不尽斩不绝还有余”之后才始有余姓呢？
　　
　　　　据《风俗通》记载，“余氏为由余之后，世居歙州（今安徽歙县），为兴安大族，望出下邳、吴兴”。由余者，何许人也？《史记·秦本纪第五》和李斯《谏逐客书》中有专门记载，母系氏族时期的由余之后，都以人名为姓。
　　
　　　　元代并无宰相之职
　　
　　　　“本事元朝宰相家，红巾作乱入西涯。泸阳岸上分携手，凤锦桥头插柳杈。否泰是天还是命，悲伤思我又思他。十人识别归何处，散时犹如浪卷沙。余字更无三两姓，一家分作万千家。”这是犍为余姓提供的认亲诗。但遂宁《余氏家谱》的序言中也有类似的一首诗：“余本元朝宰相家，红巾作乱入西涯。泸阳岸上分携手，凤岭山前插柳桠。否泰是天还是命，悲伤思我又思他。余家并无二三姓，一家分成百千家。十人泣别归何处，一梦云潇浪卷沙。”
　　
　　　　从上述诗句基本可以认定犍为、遂宁余姓可能是同宗的。但遂宁的《余氏家谱》在1923年重修序言时曾专门作出了这样的说明：“伏读先祖分家首句，‘余本元朝宰相家’一语，知族本缨世胄，奚庸附同贤达以相夸。读‘余家并无二三姓’一句，知金铁改姓之说，‘殊无留传证据’，故‘概从删削、免滋疑窦”。
　　
　　　　据《中国通史》记载，元朝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为削减宰相权利，废除了宰相设置，在中央设中书省管理全国行政事务。中书省设中书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等职。所以，即使有铁木健这个人，他的子弟虽为进士，也不可能在元顺帝时为宰相。
　　
　　　　而修撰家谱也是明太族朱元璋时代要求全国立宗制谱才开始出现的。余胜彬分析说，可能是《余氏家谱》最早的修撰者为夸耀余氏祖宗的显赫，随意把元代名臣余阙认定为远祖。因为余阙生于公元1303年，卒于公元1358年，先祖为唐兀人，居河西武威（今甘肃武威市），为元统进士，公元1353年，他出守安庆，任都元帅和淮亡南行省左丞，并与红巾军各部相拒数年。后被陈友谅所围城破身亡。由于受历史原因，可能把余阙先祖为唐兀人误为蒙古人，甚至把行省左丞误为丞相，进而又把丞相错误地等同于前朝的宰相，故有“余本元朝宰相家”这一分家诗句。
　　
　　　　余胜彬说，对于犍为余氏对家族来历的多年研究，不仅是对犍为当地的余氏负责，也是对所有余氏负责，这种精神值得钦佩。但中国国民姓氏的研究，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在研究姓氏来由的同时，更应该结合中国历史进行研究，才能事半功倍，否则就会被某个族谱或某段话误导。如果这种误导思想左右了家族后人的话，不仅会贻笑大方，还会成为历史的笑柄。
　　
　　　　（余勇何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