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亏有蒋教授大宗翻译官的“命令”，使我在连续32 个小时（从4日晨起搞家庭卫生算起）不停息的奔波劳顿之后，得以有一个干净的房间歇息。广东人最注重的就是洗澡，宁可一日无饭，而不可一日无澡。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热水澡之后，我才真的得以坐下来休息、计划明天拜谒齐学启将军墓的事情。
　　
　　拜谒齐墓全为我心出。没有谁人会知道我是否到此拜谒；更没有谁要求我远道前来拜谒。实际上，人死之后，是一了百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对前人的纪念拜谒与否，体现的只是后人对前人的道德精神及其伟业丰功的肯定、尊崇与否。当然，纪念拜谒行为本身，就是一把衡量后人道德的无形标尺。在见利忘义的当今社会里，根本没有教育人们别忘记“头上三尺有神明”。什么“慎独”，什么“感恩”，什么“良心良知”，全被抛弃！
　　
　　我不愿意与那些败类同流合污，要保持最起码的良心良知。在过去两年多的研究中，我记住了新38师首任副师长齐学启将军的名字。记住他的名字，并非因为他的职务，而是因为他那高尚的行为。
　　
　　齐学启将军是湖南人，与孙立人在清华和普度大学土木工程系同窗9年，比孙年少1岁。1942年5月9日，在缅北转战卡萨时，在有时间和条件自己先行撤退的情况下，却首先考虑本师在前不久的“仁安羌”战役中负伤住院的113团伤员的安危，并不顾兵荒马乱，前往探视。当时，有18名伤员正住在杜聿明的第五军的野战医院里。由于第五军要往北撤退，113团的伤员正被赶出医院，没有车辆运送他们。惊恐彷徨中的伤员，忽然见到了齐副师长，纷纷请求齐副师长带他们回自己的部队。齐副师长不忍心丢下自己的袍泽，在与师部及孙立人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带领这18名伤员在山林中觅路西撤。
　　
　　齐将军一面亲切安慰，用精神来鼓励伤员们忘却痛苦，一面买来几条大黄牛，让伤员骑在牛背上前进。由于缺医少药，连日颠簸，伤员们的伤口恶化，连牛都骑不住了。齐将军就设法买来竹子编成竹筏，让伤员们乘竹筏，沿河漂流往对岸的荷马林方向。5月19日，竹筏漂到距荷马林以南约8英里的地方时，突遇日军骑兵追袭。这18名没有战斗能力的伤员，除二三人跳水侥幸逃生之外，其余全部遇难。齐将军也身中数弹昏迷过去。
　　
　　日本鬼子从军服的符号上得知齐是位中国将军，遂为他开刀治伤，并囚于仰光战俘集中营，做苦工。齐将军利用一切机会，用中、英文为各国战俘演讲中外历史上的忠勇人物故事。得到各国战俘的景仰和爱戴。1945年3月8日，不幸遇害。时年44岁。齐将军这种“临难毋苟免”、信守誓言、为国捐躯而视死如归（1942年3月，新38师步行出征抵达贵州兴义的第二天，举行出师远征的誓师大会。会上齐学启副师长提出：“将有必死之心，士卒无生还之念”的誓言。）的高风亮节、浩然正气，真是感天地泣鬼神，教我辈高山仰止！
　　
　　次日晨起，沐浴焚香。然后，独自往中南大学本校区的北边，也就是岳麓山的南麓前进。
　　
　　齐学启将军墓在中南大学本校区的“云麓山庄”的背后。一路上见无数上山打泉水的师生、家属。有一条石板小径，东边通往山麓的齐墓；西边通往岳麓山顶。有老人告知，这条石板小径，就是数年前修齐墓时铺设的。由于上山取水的人络绎不绝，石板小径通往齐墓部分，已经有很多破损处。
　　
　　齐墓不大，一个5米X5米的坟茔，纯花岗岩砌筑。坟茔南面是一个3米X8米的拜祭露台。露台南缘，齐列4张花岗岩石凳；东缘立一纪念碑。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孙将军出资6000美金托在湘的彭克立等重修的。
　　
　　我就地采集山花，摆放在齐墓前。向齐墓鞠躬致敬。当地有人只是把这里当成一处平台，早晨在齐墓露台上遛狗喂食，踢腿蹦跳。还以墓碑为“工具”，压腿撞背。见我又是清理垃圾，又是献花，又是照相，好生好奇。过来一个问一次：“你是他什么人？”
　　
　　墓旁有一大树，其中一大树丫断裂辟抵在墓碑顶和碑身上。我努力移动，无果。请求那些正在使用“场地”的人帮忙挪动，没有人愿意援手。后来经人指点，下山去找学校绿化处借锯子。被东西调遣地来回找“负责人”，花了2小时都没有找到。最后，上山顶找岳麓山管理处寻求帮助。亦无果。
　　
　　我耽心那大树每遇风吹摇动，就会推动那断裂的树叉摇撼墓碑，久而久之，这墓碑必倒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