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 恋 五 弟 黄 矢
　　
　　 2005年3月28日（农历2月19日）,五弟黄 午（青岛化工学院副研究员）因患肝硬化医治无效，在青岛海慈医院不幸逝世，享年六十九岁（虚岁七十）.
　　我五弟比我小两岁（1936年出生,属鼠）,现在竟先我而去,不禁感到十分痛心.我们哥儿俩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大约有十六年之久,在战乱年代这算是长的了.因此我们知道彼此的许多故事,让我们用往事的回忆作为对逝者的怀念吧！
　　我们俩都出生在浙江舟山群岛的岱山岛,我们的外婆家.据爸爸说在婴幼时我常抢五弟的奶粉吃;以后长大了他也常常受制于我。在那个年代很少有可玩的,我为了讲那些千篇一律自己杜撰的故事, 我就硬拉他作唯一的听众，他总能很老实地听下去.他在小学阶段可不太用功,是一个“六十分主义”者.所以临近考试,总在天蒙蒙亮时,我就硬把他叫醒,逼着跟我一起开夜车,而他则往往摇头晃脑，磕睡不醒,无奈地跟我遭罪.
　　 五弟虽然敦厚老实,却很有天分,动手能力极强.小时候我们经常玩一种“斗田鸡”游戏,他居然能将一张纸折成上轻下重的圆球,玩起来象不倒翁一样不会翻身,所以他总是稳操胜算（斗田鸡时,两人对着自己的田鸡吹,谁的先翻身,谁就输）。而我就想不出改进“田鸡”的办法.他进中学后,成绩很快上升,“尤其几何学的很好”[爸爸语].后来我也领教了他的数学能力,有的难题,连我这个高材生也费点劲,他却很轻松地就解决了,而且往往会另辟蹊径.后来他在青岛航专任教时,数学教师们还常向他请教数学问题呢！一张奥林匹克数学试卷,五道题他能做出四道半（一般能做对三道的学生就可得金奖了）.
　　 五弟这一辈子总的说来是多磨难的.1947年我们妈妈去世时，他只有十二虚岁;爸爸在临海亡故的那年（一九五二年），他在温岭新河中学念初三.我当时差一年高中毕业，为了助学金等原因不得不留在温岭中学继续完成学业.这样，带着六弟和七弟去杭州投奔哥姐们的重任就交给他了.我委托在我家帮过忙的工友金宗庆送他们到临海，买好票,三兄弟扛着两只皮箱上了长途汽车.一个初中生加上两个还不懂事的小学生（六弟十一岁，七弟十岁），长途汽车要经七，八小时的颠簸,跑完一条崎岖险峻的盘山公路后，才到了杭州.未见过面的姐夫志刚哥来接他们（我忘了当时用啥方法通知杭州家里，大该是电报吧）,趁着都市华灯初上,分乘两部黄包车到了爸爸的老家十五奎巷110号.当时大哥，二哥都是拿供给制的解放军，三哥为了弟弟妹妹们的生活和读书，辍学去铁路当了练习生，大姐除了抚养自己的孩子，还要操持家务，照顾弟弟们的生活，家里经济困难可想而知，三个弟弟几十年后相聚时回想儿时共尝一支棒冰的趣闻，确也是当年家境的写照.
　　 他在杭高（今杭一中）毕业后,考上南京的华东航空学院,不久学院迁往西安成立西安航空工业学院（现西北工业大学）.他学的是航空发动机专业,在两百人的大班里,他的成绩是数一数二的.我五七年在北大放射化学专业快毕业时,碰上了倒霉的整风反右运动,莫名其妙地成了“阶级敌人”,不但自己被发配到衢州,还连累了五弟不能分配到一个好单位,只能委屈这个尖子生到青岛航空中专任教.在众弟兄里，受我政治问题影响最大的要数老五了.
　　 五弟婚后的生活也很辛苦.除繁忙的工作外,还要照顾自幼得哮喘病的妻子;因结婚晚,孩子小,家务劳累可想而知.在那个年代,山东农业不行,副食品紧张,他们营养不良,哥姐们还寄食物给他.后来他又患了鼻咽癌,受尽放化疗之苦,靠着他的乐观精神和哥姐们的支持,他竟然战胜了癌症，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他小时候有过两次溺水之灾.一次是我上小学一二年级时,我们在温州瓯江口玩,涨潮时,十几个孩子纷纷从木排上掉进江中,几乎成了鱼儿的饵料;要不是岸上船老大们心肠好下水抢救,我和他两人活不到今天.另一次,我记的在一个叫作“建康塘”的乡下地方,在父亲的盐务局门外的一个晒谷场上,我们玩“猫抓耗子”的游戏.我在前面跑,他头上蒙着我的大衣追我,一不注意,掉进小河沟里.我力气小拉不动那件大衣,幸好买鸡蛋回来的工友听见我的呼救声,赶过来将他救起.回想起来，无论哪一次未遂事故如果成了灾难,老五的故事就早早结束了,也不会有晓晖,晓梅,毛毛他们这些朝气蓬勃的后代了.
　　 我想人的出生是偶然的,每个人寿命的长短也有诸多偶然因素 ,而死亡则是必然的.圣经上说，人是由上帝用泥土捏成的,最后要回到泥土中去,我想也有一定道理.活着的人才有痛苦和欢乐;而逝去的,我想他们是不会怕什么地震,海啸的了,当然也没有了人间的各种美好感受.所以,活着的要好好生活,不要辜负生命，这也是逝者对我们的希望吧！
　　最后,如果老五在天有灵,四哥在这里向你含泪道别:“您安息吧，亲爱的五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