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李富春在党中央的会议上讲：“胡耀邦必须彻底批判，17年来，他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的。”这天凌晨，北京卫戍区逮捕了原化工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梁膺庸，给他扣的罪名是“叛徒”和“特务”。当天晚上，《光明日报》的群众再次斗争了穆欣。
　　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发动政治攻势，瓦解反动组织——黑龙江省军区部队镇压反革命的几点经验》的文章。
　　这天，吴德研究了农口夺权的一些情况：2月4日在谭震林的支持下，“农大红旗”砸了被称为反动组织的“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农大东方红”广播站，开始抓“扒手”和“黑手”。谭震林提出：“他们搞我们的白色恐怖，我们就搞他们的红色恐怖。”于是，他下令解散了“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农大东方红”，把头头打成了“反革命”。这时，陈正人贴出《我的立场》的大字报，反击农大东方红和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等组织。农业部副部长朱荣，经过部党组研究，在大会上控诉了“农科院红旗”等组织对他“实行的法西斯暴行”。部领导江一真提出“必须加强领导，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来打退反革命势力的进攻！”到2月11日，谭震林领着周恩来接见了“农红总”组织所属的五个夺权组织的代表，谭震林指出：“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夺权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
　　2月16日，周恩来在接见内蒙军区和内蒙三司的代表时，指出：“不要把矛头对准解放军。没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指挥的人民解放军，能有今天吗？帝修反只是骂骂而已，不敢动手，就是因为有了解放军。”同天下午，周恩来接见财贸造反派的时候，指出：“中央信得过李先念同志，他在最困难的时候，协助我把财政上的外债还完了，把内债也还剩下很少一点了。67年、68年就还光了。财政系统有陈云的思想，但并没有占统治地位，只有一两个月就被我们反对了，毛主席路线就又胜利了。”
　　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规定指出：“文艺团体的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艺界的斗争重点是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揭发和清算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肃清以周扬、夏衍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毒害，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
　　同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进一步提出了要把文化大革命深入地开展下去的设想，
　　2月18日，毛泽东从2月12日到2月18日，连续三次接见了张春桥和姚文元，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毛泽东说：“夺权一定要搞三结合，福建的问题不大，贵州、内蒙的问题也不大，乱就乱一些。现在山西省夺权的机构里53%是革命群众，27%是部队，20%是机关干部。你们上海应该向他们学习。1月革命胜利了，2、3、4月更关键，更重要。你们要往下传达：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陶铸鼓吹这个口号，完全是别有用心的，姚文元要写文章批判他。”吴德得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和北京市的一些干部说：“毛主席的话是针对上海的局势讲的，我们北京到底怎么办？还要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如果夺权，是夺李雪峰的权还是夺我的权？我还没有吃透这个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