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我所认识的公盾
　　
　　 叶永烈
　　
　　忽地接到来自北京的电报：“公盾病故。于明。”
　　我十分震惊，因为前些天还收到他寄来的新著《缅怀集》。怎么那样快就离开人世？我打长途电话给他的夫人于明，才知详况：1990年10月，他的颈部长了一个包。经检查，是癌症，已经晚期！不久，他住入北京钓鱼台医院。1991年4月16日病故，终年72岁。
　　他姓郑，发表文章时往往只署名字“公盾”，我平时也喊他公盾。胖胖的个子，方脸，讲普通话带有明显的福建口音，待人和善。1979年，当他听说我写了一部20多万字的《论科学文艺》，马上给我来信，要我寄给他。那时，他担任科学普及出版社总编辑。他很快就拍板，把我的书稿付梓……
　　最初，我只知道他是出版社的“老总”。后来，我收到他寄赠的上、下卷两大册《水浒传论文集》，40万字，方知他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便已研究《水浒传》。他还出版了《后水浒传》校点本。他是一位真正的“博士”，涉猎甚广。他笔耕颇勤，不时寄我新著，一本接着一本，对文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进行探索，不过，我并不知道他的坎坷身世。
　　他，生于1919年，福建长乐人。1936年起，他参加学生进步运动。他是“38式”中共党员。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学习》杂志创办，他担任办公室主任、代社长，《红旗》杂志文艺组组长。“文革”开始，“中央文革小组”从《红旗》抽调工作人员，把他也调去。他在“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工作了才半年，1967年11月16日，突然被捕，投入秦城监狱。内中的原因是他向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反映“中央文革”的一些问题，被江青得知，下令逮捕了他。此后的苦难生活，如他所说：“‘坐飞机’，断齿，‘石壁光阴销岁月，铁窗灯火伴晨昏’。何止我一人，家人皆与焉！”8年囹圄，把他壮实的身体折磨成半残废。1975年5月12日他终于出狱时，全身浮肿，高血压，糖尿病(高达4个“ ”)……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的冤案得以平反。为了夺回失去的光阴，他加倍地工作着。科普出版社“老总”的工作担子不轻。在本职工作之余，他埋头写作。他的几万册个人藏书在“文革”中荡然无存，这时他又开始买书、读书、写书。每一回出差归来，行囊沉甸甸，总是装满了新买的书。在他的书房里，我见到一个个书柜“挤”满了书。他还“四面出击”：应好几家大学的邀请，前去讲学。他又出访外国。他的英语不错，便于进行国际交流。向来穿惯蓝色或深灰色中山装的他，穿起了西装。在这般忙碌的时刻，他居然写出了长篇传记《茅以升》，写出论著《鲁迅与自然科学》、《科学技术史话》、《萤火集》……
　　公盾还兼任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科学文艺委员会主任委员，而我忝为副主任委员，联系颇多。在2014年我决定把创作档案捐赠上海图书馆，开始整理家中保存多年的上千封纸质书信，找到公盾写给我的信十几封。重读这些信件，发觉他对我的称谓从最初的“叶永烈同志”，到后来的“永烈仁兄”“永烈老弟”直至“Dear永烈”，可以看出我们之间的距离在不断缩短，而我也从最初的“郑公盾同志”到直呼“公盾”。公盾年长我22岁，他热情提携我这样的小老弟。尤其是在1983年寒冬，我的长篇科幻小说《黑影》遭到不公正的“批判”时，他对那种“批判”很不以为然。1987年3月17日，病中的他在夫人于明写给我的信上，亲笔加了一段话，要求我把《黑影》单行本以及那些“批判”文章寄他，“以便彻底批判种种谬论”。他说：“我相信可以写出有水平的东西加以驳斥。”信末，他署名“你的老公盾”。
　　公盾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两件事：
　　一是1982年上海某人写了诬告信，说在美国之音英语节目中听到叶永烈声称“中国科幻小说在峡谷中生长，作家处境困难”。“揭发信”寄到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引起很大风波，某些人煞有介事，立即以科学文艺委员会名义发文，上报全国科协，并派出两人专程到上海对我进行组织调查。作为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温济泽非常关心这个“美国之音事件”。在查清所谓美国之音广播纯属子虚乌有之后，他找我谈话，对于某些人在没有弄清真相之前，就以科学文艺委员会名义匆匆发出文件，深表不满。此事与科学文艺委员会主任委员公盾毫无关系，那些人以科学文艺委员会名义发文时根本没有通过他这个主任委员，但是他却替人受过，在大会上代表科学文艺委员会向我公开道歉。
　　另一件事是1984年10月在我处境最困难的时候，正值他出差来上海，非要到我家看望。记得他乘坐公共汽车到我家长谈。他在“文革”中蒙受冤屈，入狱多年，他劝我以坦荡胸怀对待那种极左的“批判”。谈话间，一场豪雨降临。他离去时，我家附近一片泽国。我的邻居用一辆“黄鱼车”（载货三轮车）载着公盾“摆渡”到公共汽车站。我深感抱歉，一身水湿的他却乐呵呵，毫不介意。
　　1985年，他着手把自己讲学的内容，打算写成一部100多万字的书《中国科学文艺史》。就在他写了40多万字的时候，脑血栓使他倒下，住进了医院。公盾在中风之后，1986年3月22日，他请夫人于明代笔，写信给我。信中说：“我还想写关于科学文艺的问题，请你提供一些意见。比如刘后一，他倒是忠心耿耿搞学问的。温济泽你看要不要写，我不想替当官的人立传。又如，郑文光、童恩正、萧建亨，又比如鄂华，据说他写了一些好的科学文艺作品，可否要写?全书大约有五十来万字，希望你提供一下没有名气而写过好作品的人，或者将作品寄来。……科学文艺史要写成什么样子，希望你能出点主意。”信末，夫人于明加了这么一句话：“公盾身体仍然不太好，而他仍忘不了他还没完的工作。”
　　出院后，他到日本他的儿子郑迪那里休养了一年多，至1987年2月回国。在日本，他看到日本杂志译载我的作品，当即买下，回国之后寄来赠我。他在1987年3月2日给我的信中说：“偶然在日本参加庆应大学校庆，见到刊物《天狼》，有你几篇文章译成为日本文字。”信中还说，“贵家乡温州新成立的师范，急于找我去那里开课，不知你有意一块去否?”他一回国，又开始日夜忙于工作，他在信中说，“工作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其中连续几天跟“某个归国华侨在宾馆会谈，一直谈到晚上十点钟之后”。才两星期，他再度住院。1987年3月17日，他的夫人于明给我写信，谈及他因病变得步履蹒跚、记忆衰退。他仍坚持写作。于明在信中说：“他总惦记着他原来未完成的创作计划——《科学文艺史》。”
　　大约公盾已意识到余日不多，抓紧写下了一篇又一篇对革命战友的怀念文章，结成一集，这便是在他去世前不久寄赠我的新著《缅怀集》。
　　公盾去世之后，他的夫人于明在电话里对我说：“公盾是一头‘老黄牛’，一直到倒下去，才放下手中的笔。”他的老朋友、作家李英儒则曾在一封信中写及：“公盾这几年来的成就非常大，值得我们学习。”他的“老黄牛”精神，是令人赞叹的。
　　是的，公盾是一头牛，不知辛劳地勤奋工作着；公盾是一团火，永远以炽烈的热情给人以鼓舞；公盾是一把剑，嫉恶如仇、横眉冷对那些黑邪势力；公盾是一支如椽之笔，写下科学，也写下文学。我一直深深怀念正直、厚道、亦师亦友的他。迄今，我仍保存着他的治丧委员会寄来的讣告。
　　公盾与我的友谊，还延续到下一代。我的长子喜欢写作，初中时出版了科学童话集。我保存着“公盾叔叔”和“于阿姨”共同署名热情鼓励我的长子的信。公盾的儿子郑迪从日本来上海，也到我家探望。公盾的女儿郑维，则跟我保持通讯联系。
　　公盾故后，他的未竟之作《中国科学文艺史》，由女儿郑维整理出版。科学文艺是科学与文学相结合所产生的作品，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文学性。《中国科学文艺史话》从科学与文学的发展历史，追溯科学文艺的发展史，以此为经；又论述科学文艺的各种不同的形式、特点，以此为纬。作者纵横捭阖，进行探讨与论述。作者精熟英语，又有深厚的古文根柢，能够中西贯通，广泛论述自古至今、自中至外各种科学文艺作品及其流派，在这“广”的基础上又能细致深入论述科学文艺代表性作家及其经典作品。《中国科学文艺史话》是关于科学文艺难得的理论性巨篇鸿著，富有开创性。
　　继《中国科学文艺史》之后，郑维又编选了《科学·哲学·文学——郑公盾文集》，约我写序。我把我所认识的公盾写下来，向读者诸君介绍公盾其人，权且代序。
　　
　　 2017年2月15日于上海“沉思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