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宝山公墓礼堂参加了由全国政协秘书处主持的张知辛同志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回来，知辛的音容、笑貌萦绕在我的脑际……
　　
　　 解放前，一九四七年，偶然在一家书店里，买到上海出版社的一本《人物杂志》。大约由于当时自己对文史和自然科学方面比较有兴趣的缘故吧，从这个杂志上刊载的有关古今中外人物的文字，诸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托尔斯泰、高尔基、曹操、秦始皇、武则天、伽利略、牛顿、祖冲之、华罗庚等人生平事迹的文章，对我很有吸引力。我读着读着，便把当时手边写的两篇因不满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发思古之幽情”的短文，投寄给这个刊物，但过了不久后，却受到从重庆寄来的回信，信的大意是说这两篇短文很有现实意义，不久可刊用，并要我继续给这个刊物写稿，后面署名是“张知辛”，从此我才知道这个名字。直到全国解放前后，我们通过不少封信，可惜都散失了。记得他在信中告诉过我，其所以创办这个杂志，因为他看到各种杂志，中国的、外国的、专门的、一般的，其中刊载人物的文字，如自传、印象记、访问记、回忆录，往往吸引住读者，使读者特别到感兴趣，这就是创办《人物杂志》的起因，并想通过这个刊物，从科学的、客观的、批判的态度，对中外历史人物和现代人物作比较正确的评价，使读者能够得到正确的认识和判断，从而表扬好人好事，批判坏人坏事。他认为写作范围可以宽广，不但有政治军事人物，还要有科学家、诗人、演员、三教九流，以及社会底层的不知名的人物，因为他们的苦难和斗争是同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同时，要歌颂为人民幸福而斗争的古今中外人物，介绍他们的思想、生活、奋斗经验，以及个人的品质、习惯等等。他相信，这样的文章将对正在为人民幸福而斗争的人们以鼓励和借鉴。他在信中还讲到，现在书店里的青年读物，很多是枯燥无味的。这样的刊物，也许能引人入胜，并且有助于年青一代，作为课外阅读，鞭策他们努力上进，督促他们在学习、工作方面，更加积极努力，倾向进步，这样就会是办这个杂志的意外收获了。此后他几乎不间断地把每期新出的刊物都寄几本给我。郭沫若的《论郁达夫》，王芸生的《论曾国藩》，俞颂华的《梁启超论》，徐盈的《陈嘉庚》，宋云彬的《纪念章太炎》，邓初民的《忆老战友李达先生》，容肇祖的《魏总贤》，林异子的《论梁漱溟》等文章，给我相当深刻的印象。由于知辛每次来信都写得很恳切，很诚意，他对新文化事业的热心溢乎字里行间，给我以较好的印象。他在信中告诉我尽管是谈人物，但杂志的处境也很难，物价不断飞涨，纸张印刷越来越困难，维持不易。果然一九四九年夏，这个刊物就被迫停刊了。
　　
　　全国解放后，我从四川报纸上知道知辛是重庆市的人民代表，《人物杂志》随着也在重庆复刊，后来他来北京做交易方面工作，同时还兼办这个刊物。
　　
　　五十年代初期，我调来北京工作，知辛闻讯就来看望我。我们见了面。我原来以为他是个象书生或文人样子的人，但见了面之后，觉得他的样子倒好象我的家乡——福建省那些到南洋马来西亚一带当苦力归来的“南洋客”，一付方圆的脸，说是胖吧，无宁说是因工作劳累的虚肿，有点秃头，满口湖南口音，一听就知道他是湖南人。但他却如同写的信一样，很质朴、热诚、平易近人。
　　
　　“《人物杂志》上署名‘鲁锐'写的‘人语'，大约就是你吗？”我问他道，“文笔很犀利，有锋芒，看来你大约很喜欢鲁迅的杂文吧？”
　　
　　他点一点头，但又谦虚地说：“那都是应景的短文，”他说话的声调慢条斯理，很从容不迫，但又微笑地接着说：“你可猜对了，我的确是鲁迅的爱好者，可惜没学好。”他停顿一下，对我说：“后来‘人语'把‘鲁锐'改为‘鲁纯'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感慨地说，“后来国民党报纸上也来了个写反动文章的‘鲁锐'。我在杂志上登了一个启事，声明本刊‘鲁锐'同其他报刊的‘鲁锐'不是一个人。这你看到了吗？”他问道。
　　
　　我说：“看到了！”
　　
　　解放后《人物杂志》大约在北京还出版了一两年，刊登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革命故事，《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的时候》、《朱总司令的故事》、《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向细菌宣战的高士奇》、《忆续范亭将军》以及思想战线上的人物故事、革命家传记、艺文人物志、科学技术人物、历史人物研究等文章。停刊以前，大约举行过几次约稿请客，每次都邀我奉陪末座，但是直到这个杂志停刊之日为止，一篇东西也没给写过。这是很对不起知辛的。
　　
　　全国解放以后，知辛同志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副总干事、北京函授师范学校校长、中华函授学校校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由于他的努力，据说工作做的很出色。他对于发展我国的函授教育，倾注了自己的很多心血。为了能够结合实际编好讲义稿，使其成为能结合我国实际需要的教材，他经常到外地调查并亲自讲课。大约一九五九年或一九六O夏天，有一次，函授学校开全国性会议，开会的地点在西郊，当时我家住阜成门外。他顺便来看我。我约他和另外一位来京参加全国函授学校会议的浙江函授学校校长，我的友人蒋君，一道到我家来吃午饭。这回我劝他尽量挤时间写点东西。他答应了。果然，后来看到他在《学习》杂《文艺报》上，写了几篇很有独到见解的短文。
　　
　　这次会面，大约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吧！从那以后，因为工作忙碌，我们就没有再见面了。没有想到这一次见面成了永别！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直到一九七五年夏天，我同知辛阔别算来已十余年了。一个阳光普照的下午，孩子们陪我上天安门，这里的一切情景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啊，真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呀！我漫步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心潮如海，后来又走到敬爱的周总理亲笔题写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坐了下来。我沉静地回忆我所认识的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许多相识和十分要好过的已牺牲的战友，想起了这八、九年来不少个过去很亲密如今已经不幸而死去的同志和战友，心里有点难过。这时，我忽然想起来张知辛原来工作着的中华函授学校办公地方就在六部口。离这儿很近。我让孩子们带我去。我很想看看这位同我颇有交谊的友人——张知辛。
　　
　　太阳快要下山了，我们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由于长久没有走过路，我的双腿步履困难，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函数学校的旧址。我问传达室的一位老头：“这是函授学校吗？”
　　
　　“不是，”他回答道，又说：“原来是，早就搬走了！”
　　
　　“搬到哪儿去了啦？”我紧接着问。
　　
　　“不知道”他回答。
　　
　　“你知道原来函数学校校长张知辛同志的家住在哪儿？”
　　
　　“不知道，不知道！没听见过他这名字。”他答道，有点不耐烦了。
　　
　　我吃了闭门羹，心中不免感到惆怅。这时更加惦记知辛，很希望能立刻见到他。我忽然想起知辛曾在全国政协担任过职务，又不禁想起孙起孟同志是他的老战友，他是全国政协常委。我回到家时就不暇思索地立即拿起笔来，写封信给孙起孟同志，并付了封给知辛的短简。过了两天以后的一个晚上，一对青年男女由我的孩子带到我那小得进不得两口人来的住处看我。面对着这一对陌生的青年男女，我问道：“你们找谁呀？
　　
　　女青年答道：“找您，大叔，我是张知辛的女儿，叫张厌非，”她说道，停了一下又说：“我们从孙起孟伯伯那里收到你给我爸爸的信……”
　　
　　“那你爸爸怎么不来？”我喃喃问道。“他……病了吗？”我这时倒希望他是因为病了……
　　
　　大概她生怕我身体有病，也许是我家人预先同她交代不要让我难过，生怕我经受不了刺激的缘故，她想回答我的问话，又把话题岔开，介绍站在她身旁的那个男青年，说：“还没有向你介绍，这是我爱人，叫谢立新……”
　　
　　我并不太热情招呼她爱人，我这时想见的是她父亲。我又问道：“你爸爸怎样？”她似乎迫于无奈，只好轻声地答：“去世了！”
　　
　　“去世了！”这使我很意外！因为知辛身体很结实，很少生病过。
　　
　　“什么时候去世的？”我紧随着问。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她回答道。
　　
　　“患什么病死的……”我又问道。
　　
　　“不！”她回答道：“他挨了斗，开始时，他坦然无所畏惧，因为他认为自己对党的忠诚，没做过什么对不起党的事情，”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开始把它当做‘走资派'批斗他时，他倒显得很平静。对我们说：‘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曾经度过白色恐怖的生活，家里也被抄过，现在是共产党领导了，我愿意接受一次新的考验。'他用一张白纸写下毛主席诗词中的一句话：‘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写完把它贴在墙上，说这是用来激励自己的，安慰家人。但没有想到，过了不久，他就被隔离了起来，后来把他弄走的那些人突然来告诉我们：“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他死了。”
　　
　　“你们见到过他的尸体吗？”我问。
　　
　　“没有。看到了骨灰盒子。”她声音越说越轻，大约生怕引起我的悲痛或激动的缘故。
　　
　　我咽下泪水，顿时感到很悲痛。我又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朋友和同志，我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惋惜，因为我知道，知辛是个很有才气的人，他总是很勤恳地工作着，对别人很关心，很少考虑自己。他是个很高尚的人。在我参加革命的几十年中间，我看到党内的确都有这样的人：他们很有才能，甚至才华出众，写作能力很强，但他们从不过份强调个人志愿，而甘心情愿地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不论组织上分配他做什么工作，总是勤勤恳恳，一丝不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辛同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在参加知辛的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的前后，才对知辛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他生于一九一O年，湖南沣县人，中农家庭出身，只在初中读过两年书，他的知识和写作都是从咨询中得来的。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夏，他还是个小青年的时候，就在他的共产党员舅舅影响下，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担任过农民协会的秘书工作；大革命失败后，被迫流亡海外，先后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工作，因参加反对荷兰殖民当局的斗争，一九三四年被反对派驱逐回国。回国后在阎宝航同志影响和安排下为党做了不少工作。抗战爆发后，他在党领导下的“战地服务队”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一九三八年由韬奋同志创办的生活书店内迁重庆，并在全国大小城市简历分支店五十多处，为了适应全国需要，生活书店增设了服务部，知辛就在生活书店担任那服务部主任，负责为读者服务的工作。他经常给进步青年寄《生活》杂志，鼓励青年进步。郭沫若同志担任全国慰劳总负责人时，他担任了总干事职务。在党的教育和关怀下，在充满着白色恐怖的时候，他不怕冒风险，护送地下党员和青年到中原解放区去。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党的支持下，一九四六年三月，创办了《人物杂志》，站在民主、进步的立场，发表过进步文章，做过不少有益于革命的工作。抗战期间党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的专栏文章上曾这样写道：“在这么一个不合理的社会里，表扬好人，批判坏人，是一件值得做的事。《人物杂志》的出版正是适合需要的。”周恩来同志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我要说的话》，对鲁迅和郭沫若在文化战线上的贡献作了崇高的评价，张知辛主编的《人物杂志》，改题为《论鲁迅与郭沫若》，在该刊第六期上转载了。知辛很尊重和敬爱郭沫若同志，郭老当时曾特地为《人物杂志》撰写《论郁达夫》一文交该刊发表，以表示支持。这个刊物出版后每期寄五份送延安我党。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国民党反动派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把它查封了，而在重庆解放后重庆市军管会却第一个给予复刊。
　　
　　我在知辛骨灰安葬仪式的追悼会上看到邹韬奋夫人等送给知辛的花圈后，才想到自己也该送个来，但我终于没有送。让我以这篇笨拙的短文，来代替一个小小的花圈来献给知辛的灵前吧！
　　
　　知辛死时才五十八岁，这正是为人民能够做出更多贡献的时候，而他却很不幸地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严重迫害，夺去了他的宝贵生命。啊！知辛，这是同你最后交往的文字——一个小小的花圈。愿你永远安息吧！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四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