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李英儒、金敬迈同志的交往，是从1966年组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时开始的。这之前，我只知道李英儒写过《野火春风斗古城》（这部小说被拍成电影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和金敬迈写过《欧阳海之歌》（文革前江青曾授意修改过这部小说）
　　在中央文革里，李英儒主管戏剧电影口工作，金敬迈主管文学口工作，我是办公室主任。与我们三人在一起工作的还有陆公达、刘巨成和舒世俊。陆主管音乐口，听说他后来跳楼自杀了；刘主管图书馆、博物馆口工作，后精神失常；舒主管摄影口。
　　可能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吧。开始工作后，我不知不觉就与英儒、敬迈来往多起来。继而对他们的身世有了进一步了解。李英儒1911年出生于保定附近的清苑县李家村。26岁时，抗战开始，他参加了冀中济击队。他的长篇小说《战斗在滹沱河上》和《野火春风斗古城》，就是取材于他亲身经历过的冀中游击队的生活。
　　说到李英儒的经历和他的小说，想起刚刚看到的《文学评论》第二期上的一篇文章，不禁要赘述几句。那篇文章说：
　　50年代的一批名篇，……其历史价值当然不能否定，其文学价值也成就不一地保留着。……但也应该看到，由于时代环境的巨大变迁，这些作品受当时社会意识的制约，与我们当代的社会心理和精神价值已存在明显隔阂。
　　那么，要适应今天的时代和读者，就必须发展、扬弃和转化传统。这里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能否让人们服务于某个具体的政治目的，转化为让历史场景的描写服务于对人的灵魂的发现；……能否排除那些外在的、表面的、临时性的因素，发掘到那些人心中共有的，属于人性美、人格美、人情美的因素。……
　　起码，用这些看法观照李英儒的作品是不合适的。这篇文章提出的抽象的理想化的文学评论标准，原本不新奇。如果该文作者用这个标准作为自己创作的目标，别人也无可厚非（我甚至想看看作者自己是否能创作出符合他自己提出的标准的作品）。但是，如果以此虚无的标准来衡量、甚至贬低包括《战斗在滹沱河上》和《野火春风斗古城》在内的“50年代的名篇”，就显出评论者的肤浅了。《野火春风斗古城》是李英儒亲身经历的故事，是用生命写成的，即使在文革中，他回忆起故事中牺牲的战友，还常常动容。如果这里面还有问题，还是“外在的、表面的、临时性的”，那么什么才是内在的、实质性的和永衡的呢？如果这样的作品还不算“让历史场景的描写服务于对人的灵魂的发现”，那么我想问一句，现在，今天是否有这样的作品?历史不能重新再来一遍，所以无法让现在的评论者去体验那场有关民族存亡的战争了。但是，如果现在的评论者看不起那场战争中蕴育出来的战士、作家，不妨试试，在目前这个时代按照想象的那样去做一位永衡的作家。这是题外话。
　　李英儒已经去世了。至少我现在看，他的作品没有什么问题。尤其可贵的是，“1988年，李英儒同志抱病忍痛，在病床上完成了自传体长篇小说《魂断秦城》的初稿，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表现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的彻底革命精神，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摘自李英儒治丧委员会印发的《李英儒生平》）
　　
　　进入中央文革后，李英儒的思想一直处于矛盾状态。虽然在他主持工作的很短时间内（大约只几个月），他尽可能地保护过不少同志，但是，除了在极少数他信任的同志面前，在一般时间里，他那受压抑的心情，无法，也不可能表露出来。这对于一个文人来说，是非常残酷的。
　　1967年下半年，文革发生了质的变化。标志是相继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午门事件”和针对缅甸奈温“变修”而发生的冲击外交部事件。8月22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北师大、中医大、清华、第一机床厂等单位造反派组成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修联络站”，以香港英国当局迫害我驻港新闻工作者为由，冲进了英国代办处，放火烧了汽车及代办处大楼。8月底，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的一份报告，对王力、关锋隔离审查。
　　但是，戚本禹不承认冲击外交部是错误的。11月在钓鱼台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戚本禹仍然坚持说：到外交部游行是党中央江青同志指示的，我们只是执行者而已。
　　我说：事情弄到这一步，总该承认这是对着周总理的。
　　戚本禹说：如果我反对总理，可以杀头。
　　我说：杀不杀头你说了也不算。
　　接着我同戚本禹吵了起来。
　　此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会议不再让我参加。但是英儒、敬迈还是经常来找我聊天。
　　11月15日晚上，李英儒心情沉重地请我吃饭，席间他婉转地告诉我说，要作好准备，住一段监狱是不能避免了。
　　1967年月11月16日晚，几个我不认识的人来到我家，出示了逮捕证和一副手铐，说：“你被捕了。”
　　我怕家人及儿女害怕，叫他们到另一间房子去，不要出门。然后我在逮捕证上签字。
　　车开了很长时间，后半夜到达一座监狱。
　　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见到了一些著名战犯后才知道，这就是秦城监狱。
　　我在秦城被关押了7年半，1975年5月12日获释。
　　大约1978年吧，一天，忽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竟是李英儒和金敬迈。一进话塞，我们三人都流了泪。接着，我们共同追忆分别的日子。原来李英儒和金敬迈在我被关押后不久也被捕了，并且，也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我被捕后不久，李英儒作为我们6人小组的组长，深为部下的遭遇感到不安。终于在一次会议上与金敬迈一起提出了我的问题。他对戚本禹说：如果公盾同志有错误，应由我承担责任。并且，公盾同志对当初布置到外交部游行是提出过异议的。
　　就因为这句话，李英儒和金敬迈也被关了起来。
　　
　　开始在秦城，打的很厉害。我丢了12颗牙齿。开始我的罪名是反江青、戚本禹，后来又成了国民党特务、假党员，审我的人过一段时间就换一拨儿，到最后，谁也说不清我到底有什么罪。大约1969年开始，我的待遇好了些。可以看马列著作了。也有了笔和纸，用来写交待材料。我开始在马列著作中写些笔记和诗。出狱后，我曾对许多人说，马克思曾经退过党，他们都不信，于是我就请他们看马恩全集第多少卷，第多少页。这就是我在监狱中的收获。我认认真真地通读马列全集，到第30卷。出狱后再也没能静下心来读后面的几卷了。
　　关于秦城监狱，记述的人已不少。其中的恶劣我是有体会的。在此仅举1例。犯人定期剃头。给我剃头的人每次一到我的牢房门口，就大骂一声：“滚出来，该剃你的狗头了。”
　　随后我的头发就任期宰割，形容为惨遭毒手也不过分。
　　终于有一天我忍无可忍，待此人刚说完：“该剃你的狗头了。”
　　我大喝一声：“我罢理！既然是狗头，理有什么用！”
　　一个被气得哆哆嗦嗦的老头，声嘶力竭地吼叫，把那剃头的吓了一跳。后来他可能是良心发现吧，再也不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了。
　　金敬迈在《我在秦城监狱的一段往事》中非常“生动”地记述到：
　　……这里象关押法利亚长老的伊夫堡一样，目的就是把你关到死。这里没有专案组，没有打手，不打也不斗了。（金敬迈记叙的是1970年以后的事——引注）窝窝头和缺盐的烂菜帮子是从脚下一个15厘米见方的小洞里递进来的，难得几十天一次的放风，也是独身一人到1个没有顶的单身牢房去走走……鬼都没一个。我“完全”“彻底”离开了人们，成了一个纯粹的孤独者。四堵白墙，抬头一块四方形的天花板和一盏长夜不灭的灯。我失去了和人的交流，连挨打挨揍的交流也只能在回忆中出现了。我是一只落荒的猴子，满身孤寂，满心忧郁，独自在秦城一号的笼子里。
　　隔壁左右的单身牢房中，也关着活人。右边的一位，天不亮就开始唱《怒发冲冠》，声音苍老、嘶哑。一遍又一遍，从早唱到晚。右上方有一个清脆的声音，他长年只重复一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举行会谈。”
　　……长时期对人单身监禁，就会把活人“改造”成这个样子。……戏曲里、说书中都有这样的事：犯人一疯，即使是装的，也就都放了。监里不收疯癲。可惜，“革命”的铁拳头不兴这一套。
　　“怒发冲冠凭栏处……”声音嘶哑苍凉。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声音清晰流畅。
　　象念经，象祷告，象旧式留声机的唱针在最后一圈上转个不停。他们是真的疯了。
　　那么，他们是我的明天……
　　
　　1986年，去了广州疗养前，我专程到301医院看望了李英儒。当时李英儒病得比较厉害，大夫不让探视。我只好编了个瞎话说，我是李英儒的表弟，刚从他家乡来。说着拿出北京—广州的火车票。大夫也没看，把英儒的夫人叫了出来。英儒的夫人与我配合的非常默契，居然骗过了大夫。
　　李英儒见到我高兴极了，说起来没完没了。
　　他先是讲起在秦城监狱中怎样用牙膏皮自制沾水笔，怎样用紫药水兑水自制墨水。又怎样用这些简陋的工具在马列全集的行距间写成了《女游击队长》和《上一代人》两部长篇小说。
　　接着，他又讲起在住院期间，怎样瞒着医生护士，创作了《女儿家》和《虎穴伉俪》两部长篇小说。
　　我也把我出狱后出版的几部著作，包括1981年出版的《鲁迅与自然科学论丛》，1982年出版的《萤火集·科普评论选》，1983年出版的《水浒传论文集》和1985年出版的《茅以升传》送给了李英儒同志。
　　临别时，英儒同志在我的笔记本上写到：
　　我一生最大的愿望是做一个正真的人，不做对不起党、国家和人民的事。我们欠人民的帐，是人民哺育我们成长，我们毕生要报答他们的恩情。
　　大约是英儒同志病情好转后翻阅了我送给他的几部拙作。到广州后不久，我与金敬迈同志（金出狱后又回到广州军区工作）收到这样一封信：
　　公盾敬迈 战友亲人
　　老迈你在创作上要勤奋些，否则对不起欧阳海之歌。公盾几年来的成就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英儒顿首
　　其实，金敬迈同志重新工作后也写了不少东西，只是我们相距遥远，老金又不爱表白自己，所以我们不大知道罢了。在广州，我听一位同志说，金敬迈刚回广州时，就受许世友同志之托，创作了一出描写逮捕“四人帮”的话剧，在南方曾轰动一时。最近有人说他正在写回忆录，如果是真的，那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近来我已不能写字，看东西也很吃力。在此遥祝金敬迈同志身体健康，保持创作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