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林斯基（公元1811—1848）与屠格湼夫(公元1818—1883)同是俄国十九世纪伟大的大文豪。别林斯基生于一个医生的家庭，是俄国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批评家，比屠格湼夫大六七岁。屠格湼夫出身于大地主之家，拥有六千农奴。他们俩是一对感情非常笃信的好友，而同是生长在无愁衣虑食的富裕家庭的环境中，但他们俩也同是用毕生的力量去反对当时黑暗而暴虐的帝俄政府，同是用毕生之力为反对农奴制度而奋斗的文化人。而前者别林斯基是个当时代极权威的文艺批评家，后者的屠格湼夫则是一个优秀的文学家，写过一系列闻名于世的长篇小说，如《猎人日记》、《罗亭》（1856年）、《贵族之家》（1859年）、《前夜》（1860年）、《父与子》、《烟》（1867年），中篇小说《水水》和若干散文诗，是用作品的形式艺术来打击当时不合时代潮流的农奴制度的作家。
　　别林斯基二十三岁时，在莫斯科大学写了一篇反对沙皇政权的剧本，其中对于农奴制度表示不满情绪，于是他被学校当局开除了。这样，他就开始热烈地参加文学的生活。1834年他发表了一篇论文：《文学的幻想》，论述从罗蒙诺索夫到普希金的俄国文学发展状况，引起了文艺界的注目。在这篇文章中，正确评价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特色，并用他的笔号召文化界对农奴制度进行抗争。1833年起他为《望远镜》等杂志写文章，这时他过着非常贫苦的生活。1838年起担任《莫斯科观察家》编辑，次年加入《祖国纪事》，主持文艺批评栏。1846年起参加《现代人》杂志，以文艺批评来反对沙皇制度。1847年发表了《给果戈理的信》，集中表现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接着写了《论普希金的作品》、《1846年俄国文学一瞥》、《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等著名文章。作为编辑人员，他每天删改别人的文章的同时，还能写出一些评论文字。这，可以看出他勤 和超人的才能。他可以从成轶的旧书堆中，鉴定其中有不朽文学艺术的东西。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这些作家虽然在那时著作相当风行，但他们作品的崇高价值主要是由别林斯基的评论文章加以分析阐明的。他用非常严肃而谨慎的态度，精辟地分析了他们作品要与当时社会的任何脉搏相关；同时，他也注意作品的艺术性，写作的技巧，他认为文学家应当具有“爱美的火”，需要热情，更需要通过艺术锻炼的热情，他的文艺批评的文章，不是说教式的，呆板无神的，他的许多批评文章的文字，写的非常精美，如同一首诗篇一样流畅。他的批评眼光非常锐利，但却不是盛气凌人；他对被批评的作家及其作品没有抱什么成见，即是对于当代著名作家也抱着同样的态度；他的文艺批评可以使读者一目瞭然，独树一帜，题目爱憎分明，肯定特定作品中应当肯定的东西，批评特定作品中的不足或错误的东西，使绝大多数作者读了他的评论之后感到心悦诚服。因此有人认为别林斯基的文学评论文字是那时俄国现实的一面镜子，这是不为过份的。
　　作家屠格湼夫是信服别林斯基的一个。当1843年，他第一个发表诗创作“《帕拉莎》”时，他殷切渴望能够引起别林斯基的注意和批评，终于在杂志上见到别林斯文基对这篇作品的评论，屠格湼夫看了后何等的喜悦啊！他觉得这真正是“知己”的声音，他说，“这在我，是受到了火的洗礼！”
　　在这篇论文中，别林斯基用深刻的眼力，窥测出了青年作家屠格湼夫拥有的非凡文学创作的才能，他说：“据这诗的文体看来，作者是个具有非凡的诗才者。那对现实观察的深邃的眼光，即从俄国黑暗社会生活深处形成的深刻的思想观点，以及充满了情趣的微妙的反语，在自己这些创作特征都说明作者的文学创造力是非常丰富的，是个在胸中蕴藏着当代社会悲哀与问题的时代之子。恐怕有许多人在诗中发现有模仿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迹印，作为普希金的继承者吧，然而这并不是什么怪事，为什么呢？因为在文艺活动中是现实生活的历史的相呼应的。所以有思想的人，都会这样那样的受到文学界伟人的必然的影响，而将先辈已经在社会上、文学上确立了的东西，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中，这与单纯是奴隶式的模彷者，是全然不同。前者是为生气勃勃常有才能影响而后者却是一种无能的表现。别林斯基的这些评论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当时别林斯基高度评价屠格湼夫作品的，他们之间尚无个人之间的友谊。这个批评给青年的屠格湼夫以无限欣慰和鼓午，他说道：“别林斯基的批评，增加了我的勇气十倍。我觉得好像是被全世界的人们所爱戴了似的。我将要做别林斯基的友人，还要做他的学生。”接着，屠格湼夫于1843年到亲自到彼得堡访问别林斯基去了。从那时起，他们之间结成为好友。屠格湼夫在回忆录中说当时是：“我由衷地爱戴他，他爱我”。别林斯基也特别爱护屠格湼夫的，特别是因为屠格湼夫曾在柏林留学过两年半，而且专攻黑格尔哲学，因此别林斯基从屠格湼夫那里获取哲学的道理，来丰富他的批判与思考的能力，屠格湼夫从别林斯基那里获得文学更深的造诣，学习了做人的方法，和接受了他的对于时代热烈的感情。他们当时常谈到中夜不寐，全心全意地究讨学问，他们彼此相得而进步着。别林斯基作为屠格湼夫的大哥哥，或是他的父亲或是最亲密的导师。他时常诚恳地责备屠格湼夫的贵族思想和虚荣心。他责备屠格湼夫向俄国的伟大诗人“谁是俄罗斯最快乐的人”作者——湼克拉索借钱去做聚餐之用，他责备屠格湼夫的对于任何杂志约稿随便答应，而没有认真实行；他责备屠格湼夫向人声明自己的著作不是为稿费。他说：“屠格湼夫君，你为什么说这样笨话呢？由劳动而得到的报酬，难道是耻辱的吗？但是你的心意，以为这种事便是绅士的本领吗？”屠格湼夫只得俯首自认失言。
　　屠格湼夫并没有半点怨恨他，反而是非常感激别林斯基的坦直不讳，从而改变了他的思想。无论是做人或是文学方面，别林斯基成了屠格湼夫生活中的明星，指点出了在黒暗中的道路，他们之间结成的友谊是多么崇高可贵，相得益彰和令人敬佩啊！
　　别林斯基的一生是忠贞于自己的时代和人民，他度过了三十七年为人类而忧愁的生活，于1848年肺炎而离世了，他叙述自己的写作生活道：“我把我的生命和热血贡献给文学”。他生前在他的周围还有许多新进的作家，如湼克拉夫等人，都曾受到他热情的指点。他死后二十余年，屠格湼夫在回忆录中，仍那么恳切地思念他这位早逝的朋友，他写道：“回顾一下，别林斯基死后已有二十余年了。可是他的形影还能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向读者介绍他富有特色的容貌，已不知有多少回了，他永远留在我的心坎中，……他是个诚实人啊……”。
　　屠格湼夫比别林斯基多活了三十五年，这三十五年之中，他不负好友别林斯基的循循善诱和希望，他终生为解放农奴和为新文学事业而奋斗，放弃贵族的生活，终生独身，受着迫害，坐监牢，亡命异国，但他坚持用他和笔为呼吁新的时代的来到而努力，他于1883年死于法国的一个林荘里，当遗骸从法国运回本国时，全欧洲人民哀悼他，临死之前他遗言交代把他的灵柩葬于彼得堡。他生前至友批评家别林斯基的墓旁，这可见他与别林斯基交谊的深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