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太平洋战事爆发后，日寇为了确保12省沿海地带，并打通浙贑路线，于次年5月调集军队4万人，发动浙赣会战。由于国民党消极抵抗，军队节节败退，金华、衙县、江山相继沦陷。我所在的江西玉山浙赣铁路子弟中学，被迫宣布解散，于是随同该校部分师生员工撤至福建，并在四处流浪。是年秋冬，我作为战区流亡学生由福建省教育厅收容，分配到新成立的顺昌临时中学学习。43年初中毕业后，又被安排到沙县省立福州高级中继续求学。此时郑公盾离开厦门大学亦到省福高任教，是我们班上的历史、语文课老师。
　　郑公盾同志对我们这一批流落异乡的年轻学生，十分同情，加之他授课时，根本摆脱了国民党钦定教科书的范围，在讲授中国历史时采纳了范文澜、翦伯赞等同志的新观点，内容丰富生动，因此深受同学们的欢迎。我当时喜爱文学和写作，他经常对我进行个别的指导和帮助，并鼓励我向报刊投稿。我和他之间的交往也日渐密切起来，我们的友谊也保持了将近50年之久。郑公盾既是我的良师益友，又是后来指导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
　　从过去的交往中，对郑公盾的政治历史我亦略知一二。他是福建长乐人，因父亲在福州市经商，他中学时代亦在那里度过。他酷爱文学和外语，在中学时就和著名诗人郁达夫等有过接触。抗战爆发，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和福建省地下党员李铁、曾焕轮（曾任闽北特委书记、组织部长，解放后受冤屈而逝）有密切联系。稍后他到桂林进入马相伯等人所创办的广西大学学习，加入了地下组织，并分工负责一家报纸的付刊编辑工作。在广西大学他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并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抨击国民党腐败政治的文章，因而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将他列入黑名单准备逮捕。幸好地下党获悉及时通知他离开广西在仓促的情况下转辗到厦门大学暂避，从而与地下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郑公盾在省福高任教期间，因为积极支持外省籍学生反对校方尅扣伙食费引起的学潮，引起校内的党棍和特务们的忌恨，他们散布谣言，诬称他为学潮的主使人和“异党分子”，并对他进行跟踪和调查，不久就迫使他离开了省福高。后来，他通过友人的介绍，同进步作家羊枣 建立了联系。
　　羊 枣 ，又名杨潮，是三十年代上海“社联”的成员之一，由周扬同志等介绍他加入了地下党。此时羊枣受美国新闻处的聘请，在沙县分处主持翻译工作，同时他还主编了一个《国际问题研究》的刊物。羊枣了解到郑公盾的英语水平和文学工作情况，便推荐他到美新处永安分处，同他一起工作。1945年暑期，郑公盾邀我到永安去度假，在美新处见到羊枣夫妇及其它中国籍翻译人员（他们大多是知名度较高的文化人，思想进步，坚定抗日，可惜我已忘了他们的姓名）。
　　据我所知，羊 枣和郑公盾等在当时和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是有联系的，因为我亲自见到成批的《新华日报》、《群众》以及我党的宣传品，通过美军飞机运抵永安城，然后他们带到自己宿舍，加以伪装分发到东南沿海各地。当时我也参预了这一工作，关于这一段历史，郑公盾所著《缅怀集》（1989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中已有详细叙述。
　　1945年底，省福高迁回福州市，美新处永安分处亦已撤消，郑公盾同志受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之聘来到福州任教，并兼三一中学（教会学校）的教员。我住在东大街省福高学生宿舍，他则在仓前山三一中学内，因为同在一个城市，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很多。他经常带我去见他的好友和熟人，如前面提到的曾焕轮同志就是其中一个，此外还有在闽海关工作的潘文凤（地下党员，解放后到海关总署、北京财经学院工作），在省立图书馆的钱念文（他亦在省福高教过书，解放后在浙江任宁波中学校长）。后来我们到了上海，去找过夏衍同志，以及已故作家王鲁彥夫人覃英（又名覃谷兰，解放后任上海师大总支书记），我就是同覃英取得联系后，由上海地下党介绍到苏北解放区参加革命的。
　　郑公盾从青年时代就倾向进步，要求革命，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工作。他原来和地下党团有组织联系，但在战争年代，他离开广西大学时，因为时间仓促而失去组织联系，但后来他的一切活动仍然是按党的原则和政策的，从来没有做过有损于党的事业的事情。现在他不幸病故了，我建议所在的党组织，应该考虑他生前一再提出的要求，重新审定他的政治历史，并对其参加革命的时间作出相应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