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敦煌令狐家族在河西文化史上的地位
　　胡立华
　　(河西学院中文系，甘肃张掖734000)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原北方战乱频仍的局面下，相对比较安宁的敦煌既集聚了来自西域的佛
　　教僧人、商人和政府的使者，也有一批中原躲避战乱的家族来到此地，敦煌成为一个具有国际性质的城市，
　　各种家族势力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著名的令狐家族就是敦煌地方家族中的典型代表。在北魏
　　末年社会动荡的历史转折点上，令狐家族不但在维护敦煌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安宁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而
　　且对于佛教的进一步东传和发展发挥了自己的独特作用。
　　关键词：敦煌；魏晋南北朝；令狐家族；佛教东传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7)06—0172—04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家族势力在区域政治、文化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地处丝绸之路重要
　　中转点的敦煌，是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甚至罗马文化交汇融合的桥头堡。在中原北方战乱频仍的局面
　　下，相对比较安宁的敦煌既集聚了来自西域的佛教僧人、商人和政府的使者，也有一批中原躲避战乱
　　的家族来到此地，一时间，敦煌成为一个具有国际性质的城市，各种家族势力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
　　长起来的，著名的有索氏家族、张氏家族、阴氏家族、令狐家族、曹氏家族等。我们在此处要讨论的
　　敦煌令狐家族，在河西文化史上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
　　、令狐家族与河西偏安的关系
　　敦煌是个多民族地区，自两汉以来实际上就一直处于农业民族同游牧民族的交叉争斗之中，进
　　入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央军事政治力量在敦煌地区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常常处在周边少数民族的军
　　事威胁和挑战之中，所以地方家族势力对于地方政府机构的支持，在维护地方平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
　　作用。令狐家族在北魏末年社会动荡的历史转折点上，在维护敦煌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安宁方面发挥了
　　主要作用。
　　令狐家族是敦煌大族，《氏族略》：“汉有令狐迈，避王莽乱，居敦煌。”【1 可见西汉末年令狐家
　　族就在敦煌扎根了。在东阳王元荣做瓜州刺史及其后很长的历史时段内，令狐家族的势力在敦煌政
　　治、社会生活中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周书》卷36《令狐整传》说：
　　令狐整字延保，敦煌人也，本名延世，为西土冠冕。曾祖嗣，祖诏安，并官至郡守，成为良
　　二千石。父虬，早以名德著闻，仕历瓜州司马、敦煌郡守、郢州刺史，封长城县子。大统末，卒
　　于家。太祖伤悼之，遣使者监护丧事，又敕乡人为营坟垄。赠龙骧将军、瓜州刺史。整幼聪敏，
　　沉深有识量。学艺骑射，并为河右所推。刺史魏东阳王元荣辟整为主簿，加荡寇将军。整进趋详
　　雅，对扬辩畅，谒见之际，州府倾目。荣器整德望，尝谓僚属日：“令狐延保西州令望，方城重
　　作者简介：胡立华(1970一)，女，甘肃民乐人，河西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河西文化史、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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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岂州郡之职所可絷维。但一日千里，必基武步，寡人当委以庶务，书诺而已。”
　　从这个记载来看，至少从令狐整的曾祖始，就已经在北魏朝廷为官，其父曾做过瓜州司马、敦煌
　　郡守，完全是地方实力派人物。而令狐整则是文武双全，被元荣誉之为“西州令望”。令狐家族在敦
　　煌的势力可以从三件政治事变中体现出来。
　　其一，令狐家族协助敦煌刺史东阳王元荣稳定了北魏政权崩溃后带来的混乱局面。《周书》卷36
　　《令狐整传》中有相关记载：
　　魏孝武西迁，河右扰乱，荣仗整防扦，州境获宁。
　　公元534年，北魏孝武帝元修逃往关中依靠宇文泰。535年，宇文泰杀元修，立元宝炬为帝，建
　　都长安，这就是东魏。北魏政权的崩溃，引起了时局的动荡，这时候，正是由于令狐家族的支持，在
　　敦煌主持地方政权的东阳王元荣才能稳定局面。
　　其二，敦煌刺史元荣死后，在西魏朝廷拘捕“南通土谷浑，将图叛逆” 的瓜州刺史邓彦时，所
　　依靠的地方势力主要就是以令狐整为首的敦煌豪右。
　　随着东魏政权的建立和短期统治的结束，敦煌逐渐在元荣的经营下走向了强盛，有了割据一方的
　　迹象。及至元荣去世后，元荣的女婿邓彦就想窃据敦煌，脱离中央王朝。这时候，令狐家族和张氏家
　　族发挥了地方势力的作用，将邓彦诱捕交给了西魏政权处置。
　　《周书》卷36《令狐整传》载：
　　邓彦窃瓜州，拒不受代，整与开府张穆等密应使者申徽，执彦送京师。太祖嘉其忠节，表为
　　都督。
　　可见令狐整由于阻止割据有功，曾得到西魏政权“都督”的封号。
　　关于此次事件，《周书》卷32还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东阳王元荣为瓜州刺史，其女婿刘彦随焉。及荣死，瓜州首表望荣子康为刺史，彦遂杀康而
　　取其位。属四方多难，朝廷不遑问罪，因授彦刺史。频征不奉诏，又南通吐谷浑，将图叛逆。文
　　帝难于动众，欲以权略致之。乃以徽为河西大使，密令图彦。徽轻以五十骑行，既至，止于宾
　　馆。彦见徽单使，不以为疑。徽乃遣一人微劝彦归朝，以揣其意。彦不从。徽又使赞成其住计，
　　彦便从之，遂来至馆。徽先与瓜州豪裙密谋执彦，遂叱而缚之。
　　将此记载同上引《周书》卷36《令狐整传》相对照，很显然，这两处记载说的是同一件事，此
　　处之“瓜州豪右”，显然就是指敦煌大族令狐整、张穆。
　　从这些记载来看，“孝武西迁”后不久，刘彦变换了两次身份：敦煌太守和瓜州刺史。那么这就
　　表明，也正是在大统八年十一月之前，作为敦煌太守的刘彦，又兼任了瓜州刺史这一职位，不过从
　　“窃瓜州”这一记载来看，他的瓜州刺史职位的得到具有反叛独立的性质。刘彦拒不接受西魏的统
　　治，这样才导致敦煌大族首领令狐整同张穆、申徽等联合起来，将他捕送到京城，让皇帝发落。
　　此处有个小问题需要辨明，东阳王元荣的女婿刘彦，在文献记载中有两说， 《周书》卷32说
　　“刘彦”、《周书》卷36说“邓彦”，有歧异。
　　敦煌文献中有东阳王元荣的女儿元法英的写经题记，其中提到了她的丈夫。关于敦煌太守邓彦的
　　妻子元法英的崇佛活动，主要记载在以下几个写经题记中
　　邓季彦妻元法英供养《贤愚经》卷一题记：
　　敦煌太守邓季彦妻元法英供养为一切。
　　邓季彦妻元法英供养《贤愚经》卷二题记：
　　敦煌太守邓季彦妻元法英供养为一切。
　　瓜州刺史邓彦妻昌乐公主写《摩诃衍经》卷八题记：
　　大魏大代大统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佛弟子瓜州刺史邓彦妻昌乐公主元，敬写《摩诃衍经》
　　一百卷。上愿皇帝陛下国祚再隆，八方顺轨。又愿弟子现在夫妻男女家眷，四大康健，殃灾永减
　　174 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6期·区域历史与文化
　　灭。将来之世，普及含生，同成正觉。
　　这三个写经题记写于同一时期，就是《摩诃衍经》卷八抄写的大统八年，即公元542年。这一
　　年正是令狐家族协助西魏政权诱捕妄图叛乱的敦煌太守邓彦的关键时刻。这些文献记载给了我们几点
　　明确认识：首先，窃居瓜州的是邓彦，不是刘彦，因为在写经题记中，妻子是不可能将丈夫的姓名写
　　错的，只能是《周书》卷32误记了；其二，随岳父到瓜州的邓彦在元荣去世之前，是敦煌太守，而
　　写经题记中邓彦两次变换身份，说明元荣去世的时间就在大统八年(542)。
　　其三，敦煌人张保杀瓜州刺史成庆，意欲同凉州刺史宇文仲和共同割据河西，令狐整假装依附张
　　保，并说服张保让令狐整带兵前往凉州，帮助宇文仲和抵抗西魏征讨大军。令狐整带兵离开敦煌后，
　　在玉门郡召集豪杰，挥师回头征讨张保，由于令狐整家族在敦煌的影响很大，敦煌官民等尽皆背弃张
　　保，归附令狐整，张保无奈，逃往土谷浑。此后的令狐整一路顺风，做到大将军。总之，由北魏末年
　　到西魏时期敦煌地方的这三次关键动荡中令狐家族所发挥的作用来看，令狐家族对于河西地区的安宁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安宁的敦煌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是至关重要的。
　　二、敦煌令狐家族与佛教的传播
　　在印刷术没有发明之前，佛经的抄写流传主要就依靠抄写，有大批底层知识分子和僧人就从事
　　这一工作。我们从敦煌文书中可以找到一些这样的底层知识分子的相关资料。据统计，在现有的敦煌
　　写经题记中，可以找到抄写人100多人，其中专业书工就有34人， 3 这34个专业书工的活动年代，
　　从北魏时期一直延伸到唐代。其中，北魏时期的敦煌令狐家族是这种专业抄写佛经的底层知识分子集
　　团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群体。
　　在敦煌这样一个佛教中心，令狐家族作为敦煌权倾一时的大族，必然在佛教传播和发展及佛教民
　　间组织中具有一定的地位，这方面的材料虽然不多，但也可从中略略得其大概。在敦煌卷子中，共有
　　25条写经题记、石塔铭记载了从事佛经抄写的敦煌令狐家族成员：光绪年间出土于酒泉城内的《沮
　　渠氏北凉马德惠石塔铭》；沮渠氏北凉史良奴供养、令狐光嗣写《佛说首楞严三昧经》卷下题记，
　　436年；沮渠氏北凉程段儿石塔铭，436年；北魏令狐君儿等写《维摩经》题等题记，467年；北魏，
　　446年佛弟子令狐弄所供养经；北魏经生曹法寿写《成实论》卷十四题记，511年；北魏经生刘广周
　　写《成实论》卷十四题记，5l2年；北魏经生曹法寿写《华严经》卷四十一题记，513年；北魏官经
　　生令狐礼太写《华严经》卷八题记，513年；北魏经生马天安写《摩诃衍经》卷卅二题记，513年；
　　北魏经生令狐崇哲写《华严经》卷卅五题记，513年；北魏经生张显昌写《大楼炭经》卷七题记，
　　513年；北魏经生令狐崇哲写《华严经》卷卅九题记，513年；北魏经生张显昌写《华严经》卷四十
　　七题记，513年；北魏经生令狐永太写《华严经》卷十六题记，513年；北魏张乾护写《大智度论》
　　卷十二题记，513年；北魏经生令狐崇哲写《华严经》卷廿四题记，513年；北魏经生张阿胜写《大
　　方等陀罗尼经》卷一题记，514年；北魏经生令狐崇哲写《成实论》卷八题记，514年；北魏经生曹
　　法寿写《大品经》卷八题记，514年；北魏经生曹法寿写《大品经》卷八题记，514年；北魏经生令
　　狐世康写《摩诃衍经》卷卅一题记，519年；北魏令狐世康写《杂宝藏经》卷第十题记，519年；北
　　魏令狐陀咒供养《妙法莲华经》卷四题记，505年；西魏法师智严等供养梁武帝《东都发愿文》题
　　记，537年。
　　这25条石塔铭、写经题记，书写的时间跨度从426年到537年，整整111年，涉及敦煌令狐家
　　族成员11人：令狐飒口、令狐广嗣、令狐廉嗣、令狐弄、令狐君儿、令狐崇哲、令狐礼太、令狐永
　　太、令狐世康、令狐陀咒、令狐休宝。在这11人中，也可能令狐广嗣同令狐廉嗣是同一人，因为繁
　　体的“广”与“廉”形近而致误。
　　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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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11个敦煌令狐氏家族成员中，除过令狐陀咒是以佛教信徒“清信女” 的身份出现外，其他
　　10人都是以佛经抄写人或者碑铭书写人的身份出现的。他们的职业称呼不一样，有经生、官经生、
　　典经帅、经生帅和官经生帅等，这可能就反映了他们各自在佛经抄写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
　　用是不同的，其地位也应当是有明显差别的。
　　在印刷术没有普遍运用之前，抄写是流传文献的主要方式，为了保证文献传播的准确性，就对抄
　　写者的文化素养和书写水平有一定的要求。
　　佛教虽然把抄写佛经作为信徒积德乞福的手段之一，但同时也得保证佛经流传的正确性，所以佛
　　经的抄写，应该有几种情况，一是僧侣抄写，一是供养人自己抄写，还有就是由专业的抄经人来抄
　　写，费用由供养者负担。但不管由谁抄写，态度必须虔诚。《太平广记》卷一。九有一个故事：
　　武德时，河东有练行尼法信，常读《法华经》，访工书者一，人数倍酬值，特为净室，令写
　　此经。一起一浴，燃香更衣，仍于写经之室凿壁通，加一个竹筒，令写经人每欲出息，径含竹
　　筒，吐气壁外，写经七卷，八年乃毕。
　　那么，从敦煌遗书中现存的关于令狐家族的材料来看，这个家族的成员在敦煌佛教活动中扮演着
　　文化人或者是书法家的角色。
　　从512年到514年的3年中，令狐崇哲一直是敦煌的典经帅，又叫经生帅。从写经题记中的记载
　　来看，作为典经帅的令狐崇哲虽然也抄写佛经，但大多时候他并不是抄写人，他的称呼和名字处在经
　　生和校经道人之间，可见他可能是处于抄经经生同寺院之间的一个连接环节。具体来说，应该是经生
　　对典经帅负责，而典经帅又对寺院负责。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社会经济链条，寺院用来抄写佛经的
　　钱，正是通过典经帅而层级传递到经生手中，经生赖此而谋生。经生具有一技之长，他们是否都是官
　　经生，或者说所谓的经生是否也就是官经生，由于资料有限，我们无法断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所谓
　　的官经生可能是具有官方性质的抄写人，而典经帅也应该具有官方背景，而不会仅仅是民间人物。那
　　么，典经帅所掌控的经生集团，应该是具有官方背景的一个依附于佛教寺院的底层文人集团。
　　在426年到537年的一百多年中，令狐氏家族有11人或者是10人就是以佛经抄写人的身份出
　　现，这占了现存3—6世纪敦煌卷子题记中所见抄经人的80％，占了现存敦煌文献中所见令狐家族成
　　员的95％ ，而令狐崇哲又是抄经经生集团的首领典经帅，由此可以推定，在敦煌地区，令狐家族作
　　为抄经人的职业，是得到官方认可的，是具有世袭性质或者说具有“家学性质” 的职业。
　　众所周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的传播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古时期发生变化的关键因
　　素，令狐家族致力于佛经的抄写和流传，显然在佛教的进一步东传和河西地区文化的形成方面发挥了
　　独特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澍．续敦煌实录：卷4[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2]王素，李方．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M]．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
　　[3]曹之．从敦煌遗书看佛经写本[J]．图书馆工作，198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