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到七大之前
　　
　　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滋生与演变 (下)
　　
　　李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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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七大以前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限度
　　
　　 从六届六中全会到七大以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虽然已经滋生和发展，但与七大期间及以后、特别是建国以后相比，还是有一定限度的。其原因，大致上有两个方面：
　　
　　 首先，毛泽东自己还比较谦虚谨慎。
　　
　　 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中指出:“现在的青年学生，懂得的道理更多了, 比我当青年学生的时候聪敏得多了。我起初读几年书, 只知道‘诗云’、‘子曰’那一套，心里总以为做官做皇帝的人个个是好的。后来进了洋学堂，碰到了革命，于是也知道皇帝老爷是坏的了，也懂得了美国的京城是华盛顿，英国的京城是伦敦，什么X加Y等于Z，什么分子、原子和电子。现在你们不仅懂得这些东西，而且还懂得马克思主义哩! 我那时就不懂得什么马克思。”[25](P255)
　　
　　 1941年8月2日, 在给萧军的信中，毛泽东写道:“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意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25](P364)
　　
　　 1943年4月, 党内有人提出为毛泽东祝贺50周岁生日, 并大力宣传毛泽东的思想。4月22日, 毛泽东复信给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何凯丰说:“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 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 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26](P15）
　　
　　 1944年3月，当时任延安大学校长的周扬，主持编辑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该书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和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论述。周扬还为该书写了编者序言。为此，毛泽东于4月2日致信周扬：你写的序言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者注)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26](P123)
　　
　　 同年11月21日，在给郭沫若的信中，毛泽东指出:“你的《甲申三百年祭》, 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26](P227)
　　
　　 1945年4月20日，在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 毛泽东在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说明时指出:“从前许多同志都苦于中国没有马、恩、列、斯那样的革命领袖，我也是如此，中国的落后不能产生列宁那样的伟人。现在提出一个任务，就是加强对马、恩、列、斯著作的学习, 首先是我需要加强。……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 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 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 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 首先是我。”[26](P284)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段话之后，毛泽东接着讲到:“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26]（P284）此时的毛泽东，正值52岁的盛年。20多年后的1966年，毛泽东在73岁时发动了把整个中华民族拖入内乱的“文化大革命”。这真是不幸而言中，真是因为随心所欲而大大地“逾矩”了。如果从毛泽东的严重失误已经产生且越来越多的1957年（毛泽东时年64岁，在应该“耳顺”的年龄却因为不能“耳顺”出现严重失误）开始算起，他因为随心所欲而“逾矩”的时间还更早。而毛泽东出现严重失误近20年，特别是发动并延续“文革”达10年之久，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对他的个人崇拜的滋生、蔓延，及其在建国后的严重泛滥。
　　
　　 在随后接着召开的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又反复强调:“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急躁。”[26](P296)“我们要英勇奋斗，但又要谦虚谨慎。历史的教训就是要我们谦虚谨慎。”“至于犯过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过错误，我也有过错误。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决议案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26](P297)
　　
　　 这些论述，表明了毛泽东在当时情况下的清醒和谦虚谨慎。这种清醒和谦虚谨慎，自然是以允许个人崇拜的存在和蔓延为前提的。但他在此时和以后一段时间内(大约到建国初期)的谦虚谨慎，再加上革命战争环境的制约，使这种个人崇拜在建国以前和建国初期没有发生大的危害。
　　
　　 其次，颂扬者的颂扬还是有限度的。
　　
　　 从六届六中全会到七大以前，虽然已经出现了对毛泽东的过分颂扬和个人崇拜，但颂扬者大多出于衷心的钦佩和敬仰，较少有违心的迎合或屈从；在颂扬的语言上，也较少带迷信或神化的色彩。加之毛泽东自己还比较谦虚谨慎。因而七大以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一段时间内并未产生很大的危害。
　　
　　
　　
　　 四、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逐渐滋生和发展的原因
　　
　　
　　
　　 在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43年3月以后到七大之前，为什么会在党内迅速滋长和发展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呢？这有着深刻复杂的原因。对此，笔者在《中共七大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述论》中已作过分析，[27] 此处不赘。了解了这些原因，我们对六届六中全会至七大以前为什么会出现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就会有更多的理解。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逐渐成熟地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抗日战争时期，在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刚刚巩固以后，就出现和发展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七大期间及以后，这种个人崇拜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并在建国以后造成了严重危害)；毛泽东自己，尽管还比较清醒和谦虚谨慎，但是也允许或者默许了这种个人崇拜的滋生和蔓延。这毕竟包含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毕竟是值得和应该允许深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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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新中华报, 1939-06-01(3).
　　
　　 [5] 新中华报, 1939-07-25(4).
　　
　　 [6] 据“文革”初期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回忆：在1966年5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会议上, 已经受到批判并被罢免职务的彭真, 再次受到一些人的攻击。“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 回过身朝着后面说:‘谁是第一个喊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李雪峰. 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幕[J].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百年潮. 1998(4): 18.)至于彭真是在什么时候最早喊毛泽东“万岁”的，现在还未查到原始材料。如果确实是他最早对毛泽东喊“万岁”的话，应该是在1939年7月20日之前。
　　
　　 [7] 新中华报, 1939-08-18(3).
　　
　　 [8]《任弼时同志日记》（1945年4月1日），转引自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载《党史通讯》199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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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编. 刘伯承军事文选[C]. 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1982: 373--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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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毛泽东文集(3)[C]. 人民出版社, 1996.
　　
　　 [27] 李继华. 中共七大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述论[J]. 滨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