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到七大之前
　　
　　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滋生与演变 (中)
　　
　　李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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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943年3月以后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较快发展
　　
　　 如果说在1943年3月以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还处在滋生阶段；那么从1943年4月开始，这种个人崇拜就有了更快的发展。
　　
　　 1943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讨论了中央机构的组织调整和精简问题。16日，任弼时在会上说：(原来的)书记处工作会议等于各部的联席会，性质和责权不明确。他提出书记处应是政治局的办事机构，遵照政治局的方针和决议，负责处理一切日常工作。书记处的主席由政治局会议决定，他在书记处有最后决定权。20日，刘少奇提出：书记处设一个主席，其他两个书记是毛主席的助手，不是像过去那样成为联席会议的形式，要能决定和处理日常工作。[19] 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 重新明确了政治局和书记处，以及下属各机构的权限。在人事方面，一致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改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也以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尽管这里所说的“最后决定之权”, 仅指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的权限，而不是指政治局对大政方针的决定权。[20](P273) 但是在“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 其他书记又仅为毛泽东“助手”的情况下，这种“最后决定之权”也是相当大的。因此，这次会议在组织上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却没有同时建立起对他的明确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在此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严重滋生的情况下，这次会议就不可避免地对这种个人崇拜产生强化作用，使之在此后有了更快的发展。
　　
　　 会后不久，在1943年4月22日，延安发出一份党务工作广播稿《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这份广播稿的“有些说法是为了突出毛泽东的贡献，如说对毛主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针,‘文委亦未充分研究，使其变成实际。’这是认为那一段时期张闻天同志领导中央文委工作，搞得不好。这种说法是当时的一种潮流。”“这份广播稿前面说的关于文委的话，多少有点附会，当然也不能说没有一点事实根据。但说文艺座谈会是为了纠正文委工作中的问题，这话不符合实际。这是后来的一种解释，是做文章。”[20] (P53---54)这一事实表明，在1943年4月，延安已经出现“为了突出毛泽东的贡献”,而附会曲解某些事实的现象，甚至形成了颂扬毛泽东、贬低张闻天的“潮流”。这也说明了当时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发展程度。
　　
　　 同在4月22日, 周恩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中指出:“毛泽东同志说用人行政是领导者的任务, 这是真理。”“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作风是：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 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21](P130、132)同年8月2日，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中又指出:“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的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21](P138)
　　
　　 同年7月2日，邓小平在《解放日报》发表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指出：八路军在敌后能战胜各种困难，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究竟它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如人所共知的，我们有一个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依据这个原则，从无数的战斗中，才创立、保卫与巩固了各个抗日根据地，才箝制了日寇在华总兵力的一半，……”[22]（P77）
　　
　　 7月5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22周年，王稼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一方面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以后被全党广泛接受和运用的概念；另一方面又把毛泽东称为“英明领袖”, 并说“毛泽东同志自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便在中央工作，参加制定了第一次大革命中共的政治路线，……在中国在中共是第一个把农民土地问题提到中国革命中应有的位置。”[18](P251、252、256 ) 在这里，王稼祥把毛泽东称颂为在中国在中共高度重视农民运动的第一人，其实“在毛主席以前有些同志已从事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已办了几期，不能说党不重视农民运动。”[20] (P68)
　　
　　 7月6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其中讲到:“特别值得指出的，就是在二十二年长期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二十二年来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23]
　　
　　 7月7日，刘伯承在《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中也指出:“毛泽东同志曾给我们英明地指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24]当然，到这个时候，仅仅称颂毛泽东的“英明”已算不得新鲜；这一引述只是表明刘伯承这样的“儒将”也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对毛泽东的颂扬中去。
　　
　　 7月8日，林枫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坚持敌后抗战的晋西北根据地》一文 ，其中讲到:“我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杰出人物”。
　　
　　 10月29日，以毛泽东为书记、王稼祥为副书记的中央宣传委员会管理下的中央宣传部，发布了一些纪念十月革命26周年的“基本口号”, 第一次提出“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 而且把毛泽东个人摆在共产党之前。随之，从陕北到各个抗日根据地，普遍唱开了由陕北佳县民歌手李有源在1942年唱出的称颂毛泽东“是人民大救星”的《东方红》。
　　
　　 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也称颂毛泽东为“英明的领袖”。[22](P88）如前所述，到这个时候，仅仅称颂毛泽东的“英明”已算不得新鲜；这一引述只是表明邓小平也自觉不自觉地对毛泽东有所颂扬而已。
　　
　　 12月5日,《中央对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的方针的指示》, 号召“各根据地党委……详细检查自己的生产、工作与工作作风，是否符合于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必须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实行一个彻底地转变，并把这种方向与作风运用到发展生产的工作及一切其他工作中去。”[18](P395) 同月16日,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宣言》表示:“感谢我们劳动人民的救星毛主席……”。[18](P396)10天以后的12月16日，《解放日报》社论《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给我们指出了什么？》又讲到：这次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上集中地、明显地表现出来：劳动人民通过他们的代表纷纷表示他们对于边区的热爱，对于共产党、八路军、边区政府和他们的领袖的“虔诚的拥戴”。
　　
　　 从1944年5月开始，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七中全会，一方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一方面起草和修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1945年4月20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决议》被原则通过。“《决议》在党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个《决议》也不是没有缺陷的。一是对毛主席过分突出，虽然以他为代表，但其他人很少提到，只有一处提到刘少奇，称赞他在白区的工作。在《决议》中，其他根据地，其他部分的红军也很少提到。‘文革’时就造成一个结果，好像一讲农民运动，首先就是毛泽东，其实，在毛主席以前有些同志已从事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已办了几期，不能说党不重视农民运动。……这些历史在《决议》中叙述得不大周到。”[20](P68)
　　
　　 1945年3月1日,《解放日报》社论《开展大生产运动中的几个问题》中讲到:“毛主席对这一个问题的英明指示，奠定了我们中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我们希望各解放区军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全体一致的，从事一个比过去更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