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是一点小事，我也不在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变成了意想不到的好事；自然灾害时，
　　人心惶惶，一住院病犯胡伯谦（国民党时期的遵义豫中校长、反革命罪），病重临终前向我提出一个要求：死后把一块事先准备好了的标记深埋入坟前，也许有条件时，以便后人认骨。对他除了安慰之语外，我领悟了，承诺了他的请求。事后我将此事交给了一个踏实的人办理，并叮嘱既不能声张又要将经病房死去的犯人埋葬点，每坟前都浅埋一小水泥桩，其上注明死者姓名家址，并绘图方位。那时年青，初生牛犊不怕虎，没有深刻的政治意识，后来突然觉醒：如此作法在当时已触及到政治风险的红线，便马上收手，只将那张绘制图收藏。事隔几年后，特别在文革中及开放政策落实时，许多犯人家属找当局，活要见人死要见坟，当局很被动，有些死后草葬斜坡，日久山水冲刷已无坟堆或只残留一些干枯骨骸，认亲心切其家人听信滴血识骨肉，不是DNA检测，谁能认准？有些干松骨块确实把活人的鲜血浸入了，马上祭拜哭着喊着抱亲回家?其实不知抱的是谁的骨头，旁观者很有感触。在我工作的分厂领导人非常重视三号病的发病和死亡率，（三号病即讥饿病，是对外保密的称号）。专建百人床位的病房，我是病房主管，给我本人特殊伙食，我虽然尽了一切努力，终因讥饿与病魔夺去百多号生命。这些死者因劳力缺乏就近山坡埋葬并作以记号，这就是自然灾害亡者绘制图的来由。凭着这张图让那些寻亲认尸的人找到了亲骨坟。政治处说我工作仔细，而更多人评论是做了一件好事，并道是积了阴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