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钟琦原任江苏布政使（大约相当于省长），调任山西巡抚属于提拔，于是他高高兴兴地带着一大家子人走马上任，10月6日到达太原。仅仅4天之后，武昌起义就爆发了。11天之后，长沙、西安同日宣布独立，脱离中央政府。
　　
　　此时的大清朝已经是一片风声鹤唳，风雨飘摇。北京的高官权贵、皇亲国戚们都看出大厦将倾，没有一个想到“与国家共存亡”的，纷纷“树倒猢狲散”，忙着把资产转移到外国银行，光一个庆亲王奕劻就转移了几百万大洋到汇丰银行。
　　
　　国有银行本来就面临外资银行的挤压惨淡经营，如今面临疯狂挤兑，纷纷破产。资产大举外流的同时，达官贵人忙着逃难，那时没有飞机，逃不到外国，就往天津、上海的租界逃窜。
　　
　　在这种情况下，刚到山西的陆钟琦，却仍然在不识时务地企图挽救行将就木的大清王朝。这种如同螳臂当车般的徒劳之举，更加衬托出他结局的悲壮气氛。
　　
　　其实，陆钟琦已经预感此次可能凶多吉少，他曾数次告诉次子陆敬熙：“大事不可为矣！省垣倘不测，吾誓死职。汝曹读书明大义，届期毋效妇仁害我！”又说：“生死之事，父子不相强，任汝曹自为之。但吾孙毋使同尽，以斩宗祀。”陆敬熙知父意决，入告母。母亲说：“汝父殉国，吾惟从之而已。”（《清史稿》）
　　
　　陆钟琦认为，山西新军已经被革命党所掌握，成为政权最大的危险因素。于是他以防止陕西起义军东渡黄河为由，派新军85标离开太原开往晋南。同时，调大同的旧军来太原守卫军火库等要害部门。为了防止新军叛乱后抢夺军火库的武器弹药，陆钟琦还下令将库存的3000支新式步枪连同子弹调往河南。后来，发动起义的阎锡山将陆钟琦的措施概括为“运枪开兵”。
　　
　　为了防止造反，新军从来都是有枪没子弹。但是开拔去晋南打仗，总不能拎着杆空枪上前线吧？于是调往晋南的这批新军领到了子弹，这就给了同盟会发动起义的机会。
　　
　　当控制着新军的山西同盟会，得知陆钟琦要运军火到河南的消息，就断然决定提前发动起义。大同的旧军，刚刚到达忻州，太原已经爆发起义，忻州知州极力劝说旧军退守自保，于是旧军又返回了大同。
　　
　　陆钟琦的长子陆光熙，同时也是陆士嘉的父亲，他与阎锡山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也在日本秘密加入了同盟会。因此，其实他也是革命党。已经剪发的陆光熙每次见父亲，都要戴上一条假辫子进行掩饰。
　　
　　在太原起义前，陆光熙从日本来到山西找到阎锡山密谈，具体内容外人不得而知。按照常理推测，他应当是希望说服阎锡山，由起义新军拥戴或者说迫使自己的父亲陆钟琦成为山西省长，就像武昌起义新军迫使黎元洪那样。
　　
　　然而，山西的形势与湖北并不相同。黎元洪在湖北经营已久，广有威望和人缘，武昌新军的革命领袖却因为各种情况，伤的伤，亡的亡，黄兴宋教仁又不在，无人能够主持大局，最后只好用枪逼着黎元洪上任。陆钟琦却刚到山西走马上任，威望还没有建立起来。大部分革命党并不愿意拥戴这么一个不熟悉的外省老头。更何况，阎锡山在山西革命党里广布威望，本人也野心勃勃，并不愿意将权力拱手让出。
　　
　　10月29日早晨，起义新军士兵持枪冲入山西巡抚衙门（就是今天的山西省委省政府所在地），从睡梦中惊醒的巡抚亲军卫队未作抵抗即四散逃逸。起义军冲进来时，他没有像黎元洪那样钻到床底下避难，而是迎出去，说：“我刚来一月，有何坏事？尔等竟出此举？”陆光熙看到乱军，连忙说道：“你们不要开枪，我们可以商量。”不知是谁第一个开枪，于是引发乱枪齐发，陆钟琦和儿子陆光熙一起倒在血泊中。从他就任山西巡抚，到被打死仅仅23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