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以优美的散文著名。杨朔最优美的散文，如收在语文教课书中的《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赋》，都写在1961年。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这些散文写的都是一些被普遍认为美的好的东西。同时，借物抒情，他通过描写这些东西来表现他的感情。
　　
　　他写荔枝蜜：
　　“吃着这样的好蜜，你会觉得生活都是甜的呢。”
　　
　　他写茶花：
　　“如果用最浓最艳的朱砂，画一大朵含露乍开的童子面茶花，岂不正可以象征着祖国的面貌？”
　　
　　他写浪花：
　　“老泰山（文中的一个人物）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浪潮，激扬飞溅，早已经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在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
　　
　　然而，如果看到当年发表这些优美的文章的杂志，1961年的文学杂志，会叫人吃惊：印刷那些文章的纸张糟糕极了，不但粗糙，而且根本不是漂白的。直白地说，就跟那时候人们上厕所用的草纸差不多。
　　
　　1961年，正值大饥饿的年代。几千万人被饿死。没饿死的人，普遍得了浮肿病：病人看似白胖，在用手指在手臂上腿上按一下，会出现一个小凹窝，在失去弹性的身体上，这个小凹窝要好一阵才能平复消失。食物匮乏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自然是最深的，因为饥饿的感觉是最令人难受的感觉之一。但是实际上，当时不仅严重缺乏食物，也严重缺乏别的东西，比如，纸张，布匹，做饭用的锅子，吃饭用的碗，小学生用的作业本子，全都买不到。杂志用草纸一样的纸张印书，就是由于没有平常用的白纸。
　　
　　政权推行的荒唐的经济政策以及对人民的生死漠不关心的态度，造成了全面的经济灾难。这种灾难不仅造成了生命的死亡，而且带来了心灵上的创伤。在家庭中，人们为食品而起纠纷，在社会上，人们为了得到一些生活必须品而不惜道德上的亏损。
　　
　　从杨朔那一时期的文章看，他常常在外国；在中国的时候，也总在旅行，住在风景区的旅馆里，比如，在广东的从化温泉、四季如春的昆明，北戴河。他显然是一个有些特权的人，也许没有饿肚子。但是他不是聋子瞎子，杨朔一定不会不知道普通人民在经受的苦难。他应该知道高级宾馆里的生活，并不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浮肿的人并不是营养过剩引起的肥胖。1961年的生活里没有蜂蜜，饥饿中的祖国不象含露乍开的茶花，人民不但没有民主权利而且还在饿死的地方也不能叫作“人民的江山”。
　　
　　但是1961年的苦难现实好象一点都没有影响到他的笔。他写出的文句，和现实中的饥饿和贫困好象没有一点联系，如果不是印在那么难看的纸张上的话。
　　
　　用传统的批评文学作品的话语说，他的文章是在“粉饰太平”。这种批评也许过于简单。也许他的文章背后有他的复杂而审慎的考虑。但是除了这些散文，他好象没有留下关于他的感受的另一类记录。
　　
　　而且，更为讽刺性的是，如果要把他的这种写法指为“谎言”的话，还只有在那一由于经济困难而在出版方针上较为“宽松”的时期，才允许写这种优美型的谎言，才对这种文章予以高的评价并选入语文教科书中。在大饥饿年代之前和之后，他都不能有这种机会。1961年，他的文章回避了饥饿、匮乏和死亡，但是至少还在歌唱优美，这些文章没有在吹亩产粮食几十万斤的牛皮，歌颂毛泽东也不到后来那种肉麻和荒诞的程度，也不在提倡“斗争”、“专政”和杀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