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再来——8月23日，才是专程。
　　 但，在正式采访前，她就依剧别人的稿子，急不可待地写出了《西北民歌大师王洛宾》，发在了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兰州《读者文摘》1991年第3期曾予转载。因为是嚼的人家
　　嚼过的馍，一丝丝新鲜感也没有。因为太仓促，错讹也不少。我于是批评了她的草率，想不到她竟掩面人哭。
　　 对于海外华人来说，三毛是宣传王洛宾的第一人；王洛宾走向世界，率先是走向了新加坡，三毛则是其开路先锋。
　　 没采访、时间紧，快手三毛写出了《西北民歌大师王洛宾》的专访；采访后，依然是巧匠的她却反而没能写山一行字来，仅有散乱的提纲而已。
　　 奇怪么?不，太正常了。名人也是凡夫俗子，如果慕名而未见面，你便会对他作山各种各样的想象，描绘他的举手投足、音容笑貌；如果你闪电式地瞄了他几眼，便会从朦胧的神秘感中见出几份伟大，敬佩之心更深一层。然而，只要你过久、过近地接触了他，那么往往会神秘感消失，再名的名人也可能会变得平平常常。
　　 王洛宾的确是一位普通长者，普通得就像北京胡同里摇蒲扇的老大爷，吃喝穿戴，都很平常。三毛与他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都相去其远。她是任性的流浪者，洛宾老人却是一位正统的老军人。
　　 三毛是从空中杀下来的程咬金。洛宾老人的起居、工作、学习，不会因为她的出现而有太大的变动。
　　 电视台为他摄制专题片，他是同意了的，军区也是批准了的。公鸡叫或不叫，天都要亮；三毛来与不来，片都要拍。王洛
　　宾对摄制组表示欢迎，并非客气，而是应该。三毛见的摄制组多了，她却自然要表示厌烦。她要采访王洛宾，王洛宾却向她说明白了：“拍摄与采访，只能交叉进行。”三毛觉得被怠慢了，受到了伤害。
　　 26日中午，她坐山租车到我家。在我家楼外后院葡萄架下，我们畅谈了五个多钟头。我劝慰她：“大师同意你写他，让你住在他家里，这等于给了你山墙那么大的面子!”她点头赞
　　同，但依旧觉得委屈。临分手，她说：“过两天，我还会再来的，如果走得急，一定让王老师告诉你，我走了。”
　　 王老师10月份在信中告诉我，三毛因母亲病重，已返台北。
　　 三毛对当今一些人的品行是了如指掌的，她这样嘱托我：“洛宾大师德高望重，皎皎者易污，如果因为我的来访让大师的声誉蒙受什么损失，左先生你切切不可以表示沉默!我倒无
　　所谓，在台湾，说我什么的没有?我不在乎，理都不理!”
　　 王洛宾对我说：“常言道，男女有别。‘反革命’帽子压不死人，桃色事件的帽子能把人压得没法儿喘气。二人为私，三人为公，我就叫我一个学声乐的女学生日夜陪着三毛!”又
　　说，“其实，就算我和三毛有机会两人相处，也不会出现浪漫故事的。她要指挥我，左右我的生活，我只能给她钉子碰。她不能由着性儿就冲我发脾气，她凭什么?我没撵她出去，并非因
　　为她是作家，更不是因为她大老远来给我抬轿子，而是因为两点：其一，人家是台湾贵客，我和她是两岸文化人的关系。其二，她是女的，我对她应该尽量尊重。我没闺女，她一口一声‘爸爸’，任何一个老头子，都会心动的。”
　　 洛宾老人不愿意续弦，不会娶任何女子为妻，为的是全身心地搞事业。他对我说：“找个年龄相当的，彼此是累赘；找个年轻的，得让人家侍候我，我受不了，也用不着。只要找，就是找精神负担!”他倔得连儿子、儿媳妇都不接纳：“有了孙子哄，歌还写不写了?我不稀罕天伦之乐!”
　　 三毛对王洛宾的采访，顶多算及格。后来那专访文章是她的后续者，我的另一位台湾朋友吴淡如小组经我一手安排，重新采访一周后写成的。
　　 说三毛与王洛宾，采访者与被采访者配合不默契，关系有些紧张，这才是生活的真实。
　　 那他干嘛还要给三毛写什么《等待》歌呀?原因是情理之常；因为人已不在了，也因为三毛不一般。如果三毛是个卖雪糕的半文盲或者三毛还活在世上，大师怎么会“等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