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傅铎同志追思会上的发言
　　郭维（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
　　 我1938年到延安，1942年调到火线剧社，认识了傅铎同志。并与他一同负责戏剧队的工作，我在火线剧社工作的几年中，看到傅铎同志的模范作用是起得最好的，无论是生产劳动还是为老乡服务他都干在前头，他为人勤恳，艺术上努力。当时我就觉得傅铎同志在能力、经验上比我成熟得多。傅铎同志是一个农民出身的艺术家，他没有经过专业学校的培养，他是在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接触中，在党的培养下，在革命实践的斗争和锻炼中成长起来的成熟的戏剧家，这一点是非常的不容易。他的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党文艺工作的发展及文艺干部的成长过程。抗日战争时期，敌后环境的艰难，生活的艰苦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敌后的文艺工作者，可以说在毛主席《讲话》发表之前，就已经用实际行动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了。我们当时编演文艺节目排戏时老百姓不仅在一旁看，而且还时不时地参予意见，我们与群众就象一家人似的。我们这代文艺工作者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今天开这样一个追思会，一想到老傅同志，就想到当年敌后的战斗生活和出生入死的战友们。现在条件好了，但老传统要不要发扬继承呢，我觉得还是要保持和发扬的。
　　那时的文化工作总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当时写什么是组织要求的，是群众需要的，是为整个革命工作服务的，现在来说就是立民为本。傅铎同志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奉命文学，他按组织的要求进行创作，在完成上级交给的创作任务的同时，在作品中展示自己的艺术风格和喜好。1945年我有幸排过傅铎同志创作的歌剧《王秀鸾》，这个剧就是配合当时形势创作的，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极丰富的生活基础和曲折戏剧情节，这个戏反映了当时冀中地区在经历了日本鬼子残酷的扫荡后，党号召群众生产自救的故事。该剧生动地展示了冀中人民的生命力、战斗力，表现了典型的中华民族的性格。我觉得现在演出该剧，观众同样会欢迎的。回想战争年代我党的文化工作，我认为最辉煌的应该是抗日战争时期，尤其辉煌的应该是晋察冀根据地，其他根据地没象晋察冀有这么多的艺术团体，这么多作品问世。敌后的文化工作就在群众中、在战火中发展起来的。傅铎同志就是从群众中、战火中走出来的文化工作的尖子。傅铎同志故去了，我们怀念他，不由的想起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