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16岁时接手的是他“木匠”哥哥撂下的，被大宦官魏忠贤恣意捣乱7年，朝纲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即位伊始，对着前任政治狂烧了二把火。一把火，不动声色地把大宦官魏忠贤的势力消灭殆尽；第二把火，为东林冤案平反昭雪。一时道路相传，都以为“大明中兴”有希望了。然而，没有多久，崇祯皇帝对臣僚的谦逊和柔情消失了，脾气变得越来越坏。令他烦心的是，官僚们办事不力，相互间的攻击隔三逢二，无有休止。经心腹太监密查，说是在高尚的词句和说不清的是非之争背后，仍在玩门户党争老一套。17年里，他先后更易内阁“宰相”50人（其中处死2人、充军2人），任免刑部尚书17人，兵部尚书处死2人、被迫自杀1人，诛戮总督7人、巡抚11人。2崇祯帝辩解说：“朕所诛者是贪欺二字。”处理的都是那些伸手要权要钱，说假话大话却失职连连的“劣臣”，下此狠手，也是出于无奈。他发狠说“但要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就满足了，以此表达对官僚层素质普遍低下的强烈不满。当几度整肃无效，失去耐心之后，崇祯帝再度起用宦官和东厂，重蹈永乐皇帝开创的宦官干政覆辙。
　　　　
　　　　　　文秉在《烈皇小识》中写明了崇祯对大臣的心态转变过程:
　　　　
　　　　　　烈皇昔由藩邸入继大统，毒雾迷空，荆棘满地，以孑身出入于刀锋剑铓之中，不动声色，巨奸立扫，真所谓聪明睿智，神武不杀者耶！仪鉴于殷，尽彻诸内奄，政事俱归于外庭，诚千载一时也。然而逆珰遗孽，但知力护残局，不复顾国家大计，即废籍诸公，亦阅历久而情面深，无复有赞皇魏公其人者。且也，长山以改敕获戾，而上疑大臣不足倚矣。未几，乌程以枚卜告讦，而上疑群臣不足信矣。次年，罪督以私款偾事，而上疑边臣不足任矣。举外廷皆不可恃，势不得不仍归于内，适又有借不测之恩威，伸具瞻之喜怒者，事权乃尽归于内而不可复收。嗟乎！赫赫师尹，颠倒豪杰者乃尔，即后先臣以讲筵荷蒙圣鉴，超拔政府，真有虚己以听之意。而两月揆地，一语招尤，致负圣明特达，无以报称。天乎人乎，岂气运使然乎？先臣罢而韩城、武陵辈进，虽圣主日见其忧勤，而群臣日流于党比，痼疾已成，不复可药矣。不肖于十年中，备集烈皇行事，以志尧舜吾君之恩，又以志有君无臣之叹。
　　　　
　　　　　　崇祯在登极之初,杀魏阉,政事全归于群臣,而被罢黜的东林党政治家，亦阅历久而情面深，光顾私利,没有像唐太宗身边魏徵那样的人.大学士刘鸿训偷偷改皇帝的圣旨,皇帝觉得大臣不值得信任；温体仁在崇祯选内阁时揭发东林钱谦益等作弊,在朝堂上大吵,皇帝觉得群臣也不可信；而袁崇焕因为私自议和而废公事,皇帝觉得边臣也不值得信任.因此皇帝重新信任宦官.皇帝只好日日辛勤,而群臣光知道党争,因此有有君而无臣之叹.
　　　　
　　　　　　《烈皇小识》的作者文秉是内阁大学士文震孟之子,文震孟不仅是内阁大学士且是崇祯的老师,常伴帝侧,因此资料比较可靠.
　　　　
　　　　　　王世德在《崇祯遗录》中也有类似记载.
　　　　
　　　　　　王世德，明朝大兴县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市大兴县人。世袭锦衣卫指挥佥事之要职，频繁出入宫门，穿梭于宫廷皇族内臣之间，亲身目睹经历了明末崇祯帝在位期间朝中的诸多事件，起伏变故，以及王朝的最终灭亡。做为一个生命个体，从锦衣玉食到一芥草民，荣华富贵乃过眼云烟，王朝变故亦不过昼夜事也。思之于心，颇多感慨，奋笔疾书，述诸笔端。《崇祯遗录》所记录的史实，从崇祯皇帝即位开始，一直写到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受挫兵败撤离北京城而南退，皆是作者亲历目睹之事，与一般的旁门闾巷稗官野史笔记相比较，其珍贵的史料价值是不可否认的。
　　　　
　　　　　　书中写道:‘于戏！烈皇帝以仁俭英敏之主，遭家不造，忧勤十年卒以亡。天乎其人邪！凡祸之所以来，非无故矣。治国必需经济之才，而以八股取士，所取非所用，故内外大小臣工，求一戡乱致治之才，满朝无一人。皆贪污奸佞，诈伪成习，惟知营私竞进，下民共咨而不恤，纲纪日坏而不问，百政废弛，举天下事委之吏胥。而在位者率朝夕饮酒赋诗，戕民取钱以自乐，循资格致卿相而已。嗟乎！上即位，诛逆珰，斥抑宦官，虚心委任大臣。而所谓大臣者类如此，天下事尚可为乎？以致边疆日蹙，秦、晋、中原，盗贼蜂起。环顾中外，无一足恃者。于是破格用人，求奇才，图匡济。而廷臣方持门户。如其党，即力护持之，误国殃民皆不问。非其党，纵有可用之才，必多方以陷之，务置之死而后已。而国事皆不顾，朋比为奸，互相倾害。使天子徇众议以用人既不效，排众议以用人又不效。朝用一人，夕而败矣。夕用一人，朝而戮矣。展转相循，贼势日炽。天子孑然孤立，彷徨无所措，而宗社随之。然则国家沦亡，谁之罪也？每召对大臣，窃闻天语煌煌，询问安危大计，而廷臣非惭汗不能言，即嗫喔举老生之常谈以塞责。间有忠鲠敢言之士，而所言又皆疏阔迂腐，不知时务，不可用。实堪遗恨千古！‘
　　　　
　　　　　　王世德与文秉所发感叹何其相似!
　　　　
　　　　　　当时，无论是明人还是清人，都明白事变是由所谓“流寇”即农民起义引起的。不是农民军17年对明的长期消耗，几无可“勤王”之兵（明的军事主力全在北方），京城也不会坐以待斃，大清兵更不可能如此轻易地阔步走入紫禁城。因此，明清易代之际的“记忆史”，议论的焦点自然要落到追究大明君臣的“责任”上来：大明政权究竟出了哪些致命的毛病，才变得不堪一击，拱手与人？
　　　　
　　　　　　“记忆史”在这方面提供的材料不胜其多，观点却十分混乱。皇帝那边直到临死前还冤气冲天，觉得是臣僚坑了他，“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写“记忆史”的也有不少同情这种说法。另一种声音则明里暗地指向了崇祯皇帝，埋怨他专断自负，随意杀戮，喜怒无常等等。总括起来，总不离导致王朝灭亡的那些陈旧老套，例如皇帝刚愎自用（或昏聩荒淫，但崇祯不属于此），“所用非人”，特别是任用宦官，更犯大忌；官僚群醉生梦死，贪婪内斗，“不以国事为重，不以百姓为念”，虽了无新意，却都一一可以援事指证。
　　　　
　　　　　　文秉描述编写《烈皇小识》的心情是“悲愤填膺，扼吭欲绝，涕泗滂沱，几执笔而不能下”，发问道：“天乎，人乎，岂气运使然乎？”其实，凡说到明亡的原委，明末清初人必追问“殆由天运，抑或人谋所致”，困惑不解，非文秉独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