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这是姐姐写的文章，今年八一建军节前，上海地方志、警备区、新民晚报联合发起征文，军营里的上海兵。哥哥再三动员姐姐写，她写了就登了。发给您看
　　回忆在部队医院的二三事
　　
　　
　　
　　
　　
　　
　　日期：2012-11-07 11:22:00 作者：江江 来源：新民晚报
　　
　　
　　
　　
　　
　　
　　
　　
　　
　　
　　
　　
　　回忆在部队医院的二三事
　　
　　　　江江
　　
　　　　上世纪70年代初，我穿上军装，走进梦寐以求的部队，当了一名卫生兵。
　　
　　　　我们刚当战士时，是不允许戴手表的，每天清晨6:00左右我们就得到病房，扫走廊、拖地、倒痰盂、打扫厕所。给一些重病人倒尿壶、打洗脸水这些现在由医院清洁工和护工干的活，那时可都是由我们这群穿军装的小丫头来做的。因为不能戴手表，科室发给我们卫生班一个闹钟，每天早晨5:30闹钟叫醒我们。有几次，当我们还在梦乡中，只听班长大叫一声，“糟了，时间过了！”同寝室的四个人就像听到紧急集合号一样，“腾”地一下起身穿衣，头也不梳，就往病房跑，看着天上星星还一闪一闪的，我们也全然不顾，到了病房开始了每一天早晨的工作，直到把痰盂倒完。值夜班的护士问，“你们今天怎么这么早来？”我们说，“已经晚了。”护士说才3:00多呀。这时我们才知道，班长看错了钟，闹铃并未响起，但是谁也不愿再回寝室去了，干脆多干些活。
　　
　　　　从医校毕业，我当上了护士。那时的部队医院非常讲究又红又专，红在思想，专在技术。对护士而言，很重要的一项基本功就是打肌肉针不痛，抽血和静脉针能够一针见血。而这些基本功都是在护士之间相互“练兵”，你给我扎针，我给你抽血。如果给病人抽血、扎针2针以上，第二天的交班会上自己还要做自我批评。
　　
　　　　我所在的医院是军区总医院，到这里住院治病的，或是部队军官，或是身染重病的战士。那时，我们和病人的关系，是真正的战友关系。毛泽东同志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指示可以说浸入灵魂，是我们对部队病号的准则。至今还记得当时一个姓李的战士，是个农村兵，脸圆圆的，眼睛大大的。住院是因为训练时身上碰到哪里，哪里就有一个乌青块，卫生所认为是贫血，吃了些药仍不见好转，转到了师医院，师医院诊断为“再生障碍性贫血”，后来转到我们医院。住院时，这个小战士经常帮着我们卫生员干活。我们每天三顿给病号发的饭都是放在一个大饭车里，饭车要从一个大大的斜坡推上去。那时病区里根本就没有电梯，哪怕是上五楼，推饭车推病人这样的力气活都是我们推上这个大斜坡，因此很多病号都主动帮着医护人员做事。这个小李平时不爱说话，到了吃饭时间，他就在膳食间推着车子，等着我们。可是随着他的病情发展，他能帮着干活的次数越来越少，最后诊断为“白血病”。后来，他走路、吃饭都困难了，单独住在重症病人房间，话也越来越少。有一天晚上，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值夜班，平时，这个护士看上去弱不禁风，大家叫她“林黛玉”，她带了一个实习护士。等到了病房熄灯时间，实习护士再次到了小李的病房看看，只见蚊帐似被风吹着，她走近一看，病人已不在床上。实习护士失声叫带她的护士，我那个朋友跑过去一看，窗户是开着的，她连忙探身往下瞧，只见一个白乎乎的人影躺在二楼底下了。她转身就往楼下跑，一边跑一边叫，“拿担架来”。当我们担架车推到下面时，我那个朋友已经抱起了小李往我们这边走了，我当时就惊奇，她哪儿来这么大的力气。后来，小李没能救过来，一个年轻的战士就这样走了。在我们给他做最后的护理时，我们都含着眼泪轻轻地为他洗净身上每一处地方，给他换上最新的军装，为他整好军帽，敬礼向他告别，我们以这样的方式，送走过我们不少战友。因为我们早已把战友都当作自己的亲人。
　　
　　　　十年的部队医院生涯，我深深感受到“救死扶伤”医护人员天职的分量；十年部队医院生涯，我在打不完的针，发不完的药，走不完的长廊中，体会了“白衣天使”的高尚。白衣大褂衬着永不褪色的绿军装和红领章、红帽徽，那是我最青春、最美好、最难忘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