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影像塑造我们的先贤祠
　　 ——电影《星星之火》的启示
　　 (吴冰沁)
　　
　　 2007年的秋天，“菊花台”上的那些贴着黄金却更显苍白的假古董、死人脸终于烟消云散。影片《星星之火》带我们重返人间，走进了一个朴素生命的历史，让我们重新感动于中共先驱之一王尽美的平凡与伟大。
　　 《星星之火》给了我们如下启示：首先，中国的电影应有先贤祠，用于塑造一个民族的大偶像。
　　 固然人们把电影当作日常娱乐的梦幻工场，但电影本身绝不应该为此放弃对人生的纪录与思考、对历史的严肃追怀与补充，尤其不应该缺失那些被政治元素覆盖、被时间距离疏远了的伟大品质。当下的影像制作，动辄耗费巨资在影像中演绎莫须有的风花雪月之情、神魔鬼怪之事，试图以此赢得观众的青睐，或维系他们对影像的长久关注。如此自贬身份几成自然，眼看着就做了娱乐消费和拜金主义的弄臣。但是观众真的不辨东西、不分轻重、不知好歹吗？《星星之火》让我们看到，上世纪的民国初年，沂蒙山区，一个贫困但倔强的寡妇养大的乡下男孩——王尽美——为母亲不再受穷而前往省城济南求学。在省立师范学校，他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感召，和几个朋友在大明湖畔建立了山东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他的个人理想由此升华为“让天下尽善尽美”的宏大革命志向。曾经有一条南湖小船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方向，他是船上的12人之一！
　　 我们这位胸怀天下的小老乡，从此将人生演绎得如此辉煌，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如此重要的印记，以致于100年后仍感动着无数路过他的纪念碑的后人。王尽美的时代，天下民众有太多生存的苦难，今天的我们，有太多娱乐偶像在风花雪月中哭哭啼啼；王尽美忙于为天下穷人做大事，当下的娱乐偶像则忙于谈情说爱捞钱财；王尽美的追随者踏上艰辛之路开创天下，娱乐偶像粉丝们哭哭笑笑妄失年华。
　　 长此以往，我们将不可挽回地进入精神贫血状态。每个时代都有属于本时代的偶像，一个民族同样应该有自己长久的精神偶像。我们的影像艺术要建立一个先贤祠，塑造出时代的、民族的大偶像，让我们永远地供奉那些先哲、先驱、那些真正为民族、民众做出大奉献的人。世事的规则往往如此——有时充满了对人的肆意嘲弄，有时却神圣不可撼动——处心积虑的累积功名利禄者往往转瞬被历史遗弃，而清风明月般行走在朗朗乾坤的无产者却名垂千古。
　　 影片《星星之火》的启示之二，恰恰在于电影怎样承担那些崇高的使命。
　　 王尽美做的是“天下大事”，这位中共山东省委的首任书记奔走在20世纪20年代初黑暗的齐鲁大地，用短暂生命充当了思想启蒙、发起民众革命的星星之火。他来自赤贫的农家，一生充满了激情活力，却又是如此的朴素，一无所有地离去，以至于当人们要用影像缅怀这位先贤时，才发现除了一张小小的个人照片，他竟然没有给后人留下任何物质的遗存。因此本片不是史诗类型，它的命题，要求以简约和节制的艺术技巧表达后人的崇敬，拒绝任何虚张声势的铺张。在环境塑造方面，影片出现了莒县北杏村的古旧村巷、济南大明湖、趵突泉的戏社，青岛四方机车厂车间、省立师范学校的校园以及旧济南的大街小巷，它们为还原人物的真实性提供了最为宝贵的视觉形象；在人物与情节设置方面，它以减法的策略塑造了这位献身中国革命的早期共产党人充满魅力的个人形象，用几近写实的生活化细节令人信服地还原了因历史久远而显现的想象空间。具体而言：人物沿着历史最简约的线索布置，没有人为的添加和改动，王尽美的成长历程中只有他质朴而倔强的母亲、年轻而沉默的农家妻子以及两个幼小的儿子，家人对王尽美在济南、青岛的革命生涯几乎一无所知，王尽美由此成为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人——一个农家母亲很不听话的儿子。同时，影片的叙事结构又颇有深意：共和国成立了，毛泽东主席没有忘记他最初的12位同志之一的王尽美，派人寻找王尽美的下落，寻找者与王尽美的母亲沿不同的方向开展了共同的回忆。寻找者得到的是他们的同志王尽美生命的朴素起点，母亲得到的是自己唯一的儿子为之献身的那个伟大目标。如果说毛泽东在这里是一个未出场的表征——他象征着一个开天辟地的伟大集团的伟大事业，那么，母亲必然地象征着人民。在他们相向的回忆中，实现了对一个早期革命者的赋形。这位革命者来自人民，必然地回到人民中，并将在人民心中永生。
　　 《星星之火》像它所塑造的共产党先驱人物一样充满了朴素之美，不仅为我们伟大信仰的先贤祠增加了不可缺少的席位，也为同类型影视艺术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