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在20世纪的下半叶，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天翻第覆，规模浩大的政治运动，它从城市席卷到农村，从内地到边疆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经历了它。这场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被普遍地认为以1966年5月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为正式开始标志，以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而宣告结束，历经10年。“文革”对当时和其后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刻和深远的影响，许多人至今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习惯还残留着些文革痕迹，而它对文化和教育的潜在影响也是很大的。这场运动在当时被赞之为“史无前例”，现在被称作“空前浩劫”，二十年来，人们对它的再讨论和再认识一直未曾中断，尤其是近几年来，不少学者把研究重心从文革的事件考证上转移到文革发生原因的论证上。
　　　　本文力图站在客观和历史的角度上，避免具体的人事和政治因素，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来分析文革爆发的原因，包括政治机制的弊端，经济建设问题上的诱导及历史传统因素等，也从而分析和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建设途径，以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本文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从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的认识分歧上和历来的修正主义斗争史上分析文革爆发的原因。第三部分探讨了毛泽东过分相信思想意识的能动作用和思想政治教育运动的作用。第四部分研究了“文革”这一概念的长期存在和演变，及四清是文革的前奏。
　　第五部分分析了左倾理论和实践恶性循环而促成了文革。第六部分论述了民主集中制的被消弱,个人专断权利力和个人崇拜对文革造成的可行性。第七部分则论述了文革的几部分支持力量。最后一段是结语。
　　
　　2. 什么是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2.1 社会主义理论的模糊和斗争
　　共产主义思想萌芽在17世纪莫尔写的《乌托邦》就出现了，19世纪初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等试图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建立集体庄园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失败告终。而19世纪中期以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得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所有制结构，基本分配问题，劳动组织等做了指导性预言，但在不少具体的操作问题上未做非常细致的叙述，因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立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上不可避免的会存在分歧，而当这种分歧扩大的时候，可能用不正常手段来解决。
　　　　早在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对社会主义者内部的一些错误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更驳斥斗争了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貌似社会主义实则不是社会主义的派别，从而统一了第一国际的思想，使科学社会主义得到巩固和发展。在第二国际时期和苏联时期，马克思的主张被奉为正确，蒲鲁东主义等被视作反面教材。同样地，在恩格斯逝世以后，出现了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修正主义分子，经过倍倍尔，卢森堡，卡尔*李扑克内西等捍卫马克思主义分子的坚决批判和斗争，才最终战胜了这股修正主义潮流，并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有了列宁主义，而列宁主义也是在同孟什维克等的斗争中发展的。列宁主义后来同马克思主义被视作正确的经典理论，即便赫鲁晓夫也不敢背叛列宁主义。
　　　　上述回顾说明，社会主义理论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在实践中还需要探索，而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历史以来就是存在着路线斗争的，这为中共六十年代的路线斗争播下了种子。而在文革中，广泛流传过革命中心东渐说，因此不难想象，毛泽东至死坚持和捍卫文革的成果，把文革的斗争视作是继承马克思批判蒲鲁东主义，列宁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又一有积极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斗争，把自己视为是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列主义的正统。直到毛泽东弥留之际的1976年7月在病榻上说文革是他继建立共和国后作的第二件大事。
　　2.2 毛泽东心目中的社会主义
　　1956年苏共20大对斯大林做了批判，随后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和波滋南事件，面对复杂的形势，毛泽东在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下开始做适合中国国情的探索。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论十大关系》就是对苏联模式的超越。而毛探索和思考的结果，是通过“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路线来快速建设社会主义，当时的民歌唱到“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公共食堂是心脏”，而毛曾表示要同国内外一切反对三面红旗的人开战，由此可窥见三面红旗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崇高性和圣洁性。
　　　　我们分析比较1978年以后的政策和毛泽东当时政策，可以看出，毛泽东的那套社会主义有以下几个特征：（1）生产资料上又大又纯的公有制（2）劳动者进行公共利益劳动，靠崇高精神的鼓舞而非物质报酬 （3）劳动者间力求平等，收入差别小 （4）各地区各部门自成体系，自给自足，劳动者亦文亦武，亦工亦农。而在几年后的1966年毛泽东写给林彪的那封著名的“五七指示”，仍是对上述原则的继承和运用。毛泽东产生这样的理论自有其根源，首先是马列经典中有过此类论述，其次是毛泽东对曾长期实施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过分自信，再者是囿于小农狭隘意识。既然毛泽东顽固地肯定上述观点，并作为原则来捍卫，那么再结合国际共运史中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史，则当毛泽东心目中的社会主义遭到挑战时，他利用“文革”这样的特殊手段来捍卫自己的原则就不难想象了。
　　当大跃进遇到挫折后，毛泽东同意了对经济的调整和恢复，但是，“毛泽东是同意进行调整的，但前提：必须首先肯定1958年以来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不容许有什么触动，对前几年所犯错误的分析，对困难的分析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必须与之合拍。西楼会议，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使调整工作大大深入了一部，在某些方面触动了这个大前提，因而毛泽东就要出来干预和调整了。”（1）确实，刘少奇，田家英等倡导的包产到户等做法，被毛泽东斥为“翻案风，单干风，黑暗风”，毛还引用列宁的话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着资本主义,来批判对方，除了党内高级干部对毛泽东所认定的社会主义抵制外，各级政权中的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等使毛泽东更觉得一部分党政干部变质了，成了群众的吸血鬼，这势必导致将来整个事业的变质，因此毛要发动文革来解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