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青年追求个性受尊重
　　2003年05月30日 10:32
　　
　　
　　
　　新华社成都消息：一直到上世纪末90年代初期，仍然有不少中国人对新兴的选美热潮不以为然。最近，中国一家知名卫星电视台请来一位女孩，她为了能代表中国走上环球小姐的舞台，付出了11年的心血。
　　
　　
　　尽兴追逐内心梦想
　　
　　
　　这位叫马晓梅的四川姑娘说：「我不否认我就是想当上环球小姐这个高素质的『花瓶』，10岁以来，这个梦想一直鼓励著我坚持健身和学习外语，现在我的英语和德语都很流利，身材比例也变得十分标准。每个人都有权利追逐自己内心的梦想，即使为此付出全部的积蓄和精力也值得。」
　　
　　
　　四川省社科院教授胡光伟说：「随著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加速，中国社会日益走向宽容和多元化，普通人内心的追求越来越多地受到尊重。」
　　
　　
　　在中国知名高等学府──北京大学，活跃著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没有北大学籍，也没有宿舍床位，但他们和北大学生一样，在教室听课，在礼堂听讲座，和北大老师交流思想、讨论问题。这群求学者自称「北大边缘人」。
　　
　　
　　高校善待「偷听生」
　　
　　
　　边云山是来自黑龙江省的一名医生。他酷爱文学，一年前就放弃在医院工作的优厚待遇，在北大附近租房旁听。他说：「沈从文、梁漱溟、丁玲等当代知名学者都曾有过在北大旁听的经历，他们的求学之路也是相当艰辛的。在北大能听到中国最高水平的文学讲座，与之相比，眼下生活上的一点困难算不了什么。」
　　
　　
　　北大社会学系教授林彬说：「北大自建校以来就有著默许自由听课的传统，只要教室里有多余的位子，而你又不影响正常的课堂教学，周围的人即使明知你是『偷听生』，也不会横加干涉。这一群体在80年代以后再度活跃，与逐渐淡化的户籍制度和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不无关系。」
　　
　　
　　去年12月，一场与爱滋病人有关的婚礼，在中国引发了公众舆论的广泛关注。中国西南贵州省一个23岁的男孩，选择了一个大他5岁、体内已潜伏3年HIV病毒的女友，相恋4年后，他们决定结婚。
　　
　　
　　爱滋病获社会认同
　　
　　
　　他们这份不寻常的爱情得到了社会的宽容和理解，虽然女方曾因吸毒被注销户籍，但有关部门照顾她的特殊情况，仍为她出具了结婚证明。他们的家人也为此购置了新房。
　　
　　
　　在去年12月1日的世界爱滋病宣传日活动中，这位新娘应邀在贵阳和北京作了演讲，她说：「除了我体内有著爱滋病毒和需要每天吃药之外，我觉得我和所有的女孩一样，都渴望幸福的爱情和婚姻。」
　　
　　
　　她的话感动了许多人。47岁的妇女黄秀兰说：「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中国又加入了世贸组织，新鲜的事越来越多，如果观念的变化跟不上社会的变化，事事看不惯、想不通，只会自寻烦恼。」
　　
　　沙斯能否让农村医院变脸
　　2003年05月30日 12:41
　　
　　
　　
　　“我活着也没啥熬头了，再活下去，孩子会受不了啦。”河南省鹿邑县肖庄村的村民孔翠英躺在乡村医院的病房里，显得异常地憔悴。今年还不到50岁的她，看上去像60多岁的人了。她吃力地向看望她的亲人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上面的话。
　　
　　
　　上个月，孔翠英得了胃出血的病，在家里躺了几天之后，大口大口地吐血，眼看着实在不行了，才到乡医院看病。她在花光了丈夫和儿子在外打工的钱又向亲戚朋友借了几千元（人民币，下同）之后，才制止住病情的恶化。
　　
　　
　　像孔翠英一样，有了病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到医院治疗，是绝大多数中国农民的无奈选择。“小病顶，大病抗，得了绝症没指望”是对中国农民在疾病面前的形象描述。
　　
　　
　　“谁不想好好地活着啊，有了病，看不起啊。”肖庄的村民肖心钮这样说。
　　
　　
　　这位61岁的老人，有五六年了没有到医院看过病。不是因为他的身体健康，而是因为他没有治病的钱。他说，这几年来，有了小病，都是硬抗过去了，现在岁数大了，他担心有一天会病死在家里。
　　
　　
　　让农民敢进医院是当务之急
　　
　　
　　“20年前，农民们有病会到医院去，那时候，医院的药费便宜，我们敢到医院去。没有想到，这日子越来越好的时候，却到医院看不起病了，医院的药费太贵了。反正，得了大病是治不好的，不如在家省个钱，这样，不连累孩子。”肖心钮怀念中国上世纪70年代农民有病能到医院治病的日子。那时候，他们的生活虽然苦，但他们治得起病。
　　
　　
　　几十年来，乡级医院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由于负担重、医疗技术水平低等原因，大多数医院因经营不善而名存实亡。
　　
　　
　　如何保证农民病了有医院医治，农民敢进医院，是中国农村医疗最实质性的问题。恢复乡级医院的信誉，也就成了解决此类问题的当务之急。
　　
　　
　　农民医疗补助短期难以实现
　　
　　
　　但重塑乡级医院的信誉，只靠医院自身是难以实现的。大多乡级医院已形成恶性循环，无力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要靠政府的力量。
　　
　　
　　今年初，中国高层为解决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规定实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从今年起，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每年按人均10元安排合作医疗补助资金，地方财政对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补助每年不低于人均10元。
　　
　　
　　随后，中国卫生部、国家计委、财政部、人事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五部委又联合发文明确规定，原则上每个乡（镇）应有一所医院。
　　
　　
　　对于财政非常紧张的基层政府来说，建一个医院容易，但近几年内，对农民实行医疗补助，则是一个十分遥远的梦。
　　
　　
　　而今年由于沙斯的肆虐，使中国高层又一次意识到乡级医院不仅对于农民而且对于整个国家的重要性。加大基层医院建设特别是直接面向农民服务的乡级医院建设，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在乡级医院工作的薛医生认为，重塑乡级医院的形象，赢得农民的信任，给农民一个可靠的医疗保障，在当前的中国，需要走一段十分艰苦的道路。不过，他认为沙斯的肆虐，给了乡级医院发展的一个绝好的机会。
　　
　　
　　肖心钮盼望“医院的门头变低了，医疗技术高了，医生见了我们这些老农有笑脸了”。只有这样，他们才敢没啥牵挂地去到乡医院治病。
　　
　　
　　薛医生认为，沙斯能否促成乡级医院变脸，主要在政府，他相信“只要政府重视了，再难的事情，在中国也能办成。”（联合早报）